1998年中國民運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國民主黨的籌組。6月份，王有才
等人在浙江率先發起成立了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揭開了98組黨運
動的序幕。年底，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組黨積極份子被中共判
處重刑，為98組黨運動劃上悲壯句號。98組黨運動將在中國民運歷史
上佔據一席重要的地位。

組建反對黨，是民運人士共同的目標。即便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
共極權制度的極盛時期，中國各地也不斷有人在組建地下反對黨，很
多人為此而獻出了生命。「6．4」屠殺之後，國內的組黨活動也一直
在秘密進行。1992年在被鎮壓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是較為著名的
一次努力。這次組黨的主要負責人劉京生、胡石根、康玉春等人至今
仍被關押在獄。

1998年組黨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一是從一開始就採取了公開的方
式，試圖按照中共的法律完成登記註冊的手續；二是在十多個省、市
先後出現了籌備組織，範圍明顯擴大；三是在海外出現了各種國內組
黨人士的發言人、代理人、後援組織；四是這次組黨活動引起了國際
社會的高度關注，並給人們帶來很高的期望。「公開」與「合法」是
這場組黨運動最重要的特徵，而其它的三點不同均是從這一點引發來
的。

首先，我們對參加這場組黨運動的民運人士懷有崇高的敬意。他們的
英勇行動，給中共獨裁者以巨大衝擊，給國內、外民運人士以極大的
鼓舞。中國的民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後繼、披荊斬棘、開闢
新路、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先驅者的奉獻將為子孫後代帶來收益。

中共鎮壓組黨運動，更加暴露了它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欺騙國際社會
的一貫做法。最近，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鎮壓組黨人士，甚至有一
些西方民主國家計劃在今年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年會上再次提出對中
共侵犯人權的譴責案。對於被判處重刑的民運人士，我們表示堅定的
聲援，並積極地展開營救活動。從去年12月16日起，以本會主席魏京
生率先開始，聯席會議在各地的成員一直在展開接力絕食抗議活動。
聯席會議將以92年和去年被捕的組黨事件作為今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年會攸說的主要例證。

其次，我們想借此機會，深刻反省去年的組黨活動，為以後的反對派
運動提出一些參考意見。在組黨運動轉入地下之時，我們必須聚集力
量，為下一次的動作運籌謀劃。

我們認為，組黨應該具備這樣一些條件，包括﹕言論開放到一個相當
的程度；有強大的民間力量為後盾；統治者與反對派之間出現一個有
影響力的調解集團，可以溝通雙方的意見，避免惡性的衝突。

從台灣反對黨的歷史也可以得出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1949年，《自
由中國》雜誌創刊。從1957年開始，該刊對組建反對黨展開過熱烈討
論。1960年，雷震組建「中國民主黨」。不久，雷震被判刑10年，組
黨運動夭折。直到25年後，民進黨才得以正式成立。在這期間，台灣
的黨外民運逐漸強大，異議人士通過創辦各種雜誌打破了報禁。當民
進黨成立時，蔣經國也曾經考慮予以鎮壓。但民間的力量已經難以壓
抑，而陶百川、李鴻禧等社會名流也從中斡旋溝通，民進黨終得以衝
破黨禁。

目前，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新聞自由，民眾無法獲得關於反對黨的一般
知識。這一點甚至還不如1957年右派的言論來得開放。所以，中國民
運人士應該形成這樣的共識﹕集中人力與財力，創辦靈活多變的異議
雜誌，繼續1979年民刊運動的努力方向，力爭首先在實際上突破報
禁。民運的戰略選擇應該是﹕先破報禁，再破黨禁。

我們建議，為了保存民運的力量，國內還在堅持地下活動的民運人士
最好能遵循「公開的政治活動非組織化」、「公開的組織活動非政治
化」的原則，力求贏得更多的人參與活動，擴大民運活動的領域，為
日後公開地組建反對黨創造前提條件。在現階段，民運發展的內容比
形式更重要。這要求民運人士將自己的活動與民眾的利益更緊密地結
合起來。

98組黨運動最大的教訓在於﹕海外某些人士的不恰當的言行，為國內
組黨人士帶來嚴重的不利後果。我們沈痛地看到，組黨人士被判刑的
主要「罪證」之一是與海外民運組織或人士聯繫。在海外的自由世界
裡，人們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激進和溫和的民運主張，甚至包括武裝
暴動、搶劫綁架之類。但是，公開提出這些主張的個人和組織，絕不
可以再公開聲稱是國內民運組織或個人的發言人、代理人、海外分
部，更不可公開表明給國內人士提供了各種物質上的援助。海外還有
人在國內組黨人士剛剛被捕時，就迫不及待地撰文說明自己與被捕人
聯繫的經過，無論動機如何，客觀上卻替中共審判被捕民運人士提供
證據。更有甚者，有人將國內民運用來替海外民運的內鬥服務，一時
間出現相互對立的雙胞胎乃至多胞胎的「發言人」、「代理人」、
「海外支部」。他們還為真偽問題而爭吵不已。

或許，有人會辯解說，國內的人不怕坐牢，也願意與海外人士公開聯
繫。這種辯解我們難以苟同。我們從事民運的人，必須具有高度責任
感。對於我們一切行動的後果，要有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準備。坐牢，
畢竟是人生的一種極大的犧牲，是合法鬥爭的失敗，也會對民運造成
負面影響。被關押的政治犯喪失了活動的自由，而判刑的威懾力量可
能會嚇退參加或準備參加民運的普通民眾。國外人士絕不應該因為國
內同仁的自我犧牲精神，就放棄自己保護國內朋友的義務和責任心。

如果海外人士出於真誠的理念支持國內民運，以腳踏實地和默默奉獻
的精神，給予國內民運以切實的促進，我們深表欽佩。如果海外人士
的言行給國內人士帶來危險，就是一種失誤或罪過，就應該受到自己
良知的譴責和人們的批評。我們反對任何在海外的民運組織和個人公
開地宣稱是國內任何一個反對黨的「海外分部」或「海外代理」。

最後，我們想引用剛剛出國備受尊重的組黨代表人士姚振憲先生的兩
段話來與國外的人士共勉﹕

　　「海外團體現在存在矛盾，國內同志不是很清楚內情，所以大多
　　數不願被利用介入其中，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我們在貴州的同
　　志就曾經發過一項聲明，說不需要海外的人當他們的發言人。…
　　…還有一點海外民運團體必須明白，這次中國民主黨被判重刑的
　　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們的罪狀之一就是接受境
　　外組織的資助。其實有一些在這次組黨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
　　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監視居住』。共產黨一貫認為向人民
　　指出哪些反對它的聲音是有著境外敵對勢力背景的，這樣便可以
　　把自己所採取的鎮壓行動說成是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這
　　種情況，共產黨的報紙便會進行報導。所以，國內民運堅持它的
　　獨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顯得多麼重要。」

　　「海外在支援國內民運時，要充分考慮由此可能產生的各種後
　　果，既要為國內民運人士及組織的安全著想，也要考量中國普通
　　民眾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無私的，並且不刻意追求功利
　　效果，或許就能做得穩妥些。前些日子我們在北京地區的同志一
　　度發生分歧，外電報導後造成不良影響，據知他們之間的矛盾有
　　海外民運團體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們還各自找了在海外的發言
　　人，這樣我們黨組織就很難進行協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