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朱鎔基在他就任總理的第1次記者會上，信誓旦旦地宣稱，
要在3年內完成國有企業改造。那麼整整1年過去，該項工作進行得怎
樣，確有加以檢視的必要，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朱鎔基的執政實績，也
是判斷今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指標。

所謂完成國有企業改造，主要是指「扭轉國有企業虧損局面」，範圍
也僅限於500家特大企業。事實是，中國大、中、小國有企業超過30
萬家，虧損面積達80%以上，資不抵債面積也達80%以上。即使神仙也
難在3年內使它們集體走出困境。

30萬家中、小國有企業，分佈在全國各個角落，基本上是計劃經濟的
產物。它們的共性是全民所有制﹕從籌資建廠、購置設備、招收工人
到決定生產方向、原材料供應、建立銷售渠道，全由國家包辦。工廠
只需埋頭生產，可以全然不管外面的世界。值得交待的是，工廠的建
立不完全是出於市場需要，許多時候是由於信息不通、本位主義，或
者僅僅是本地區勞動力過剩。因為中國多年推行的是「高就業、低工
資」制度，以保證社會主義人人有飯吃。既然工人是「國家的主
人」，那麼，工人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食品供應、娛樂等就不能
不管。於是就出現了所謂「企業社會化」問題──比較有規模的國有
企業同時也是一個小社會；廠長的主要任務不是抓生產，而是管生
活、管人頭，從職稱評定到子女入學、就業，從退休職工安置到計劃
生育都要逐一過問。其中的扯皮、磨擦、糾紛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在這樣的企業形式下經營狀況可想而知。根據今年初結束的1998年工
業普查的報告透露的數字，國有企業負債總額依然在4萬億元人民幣
線上徘徊；負債率達78%，大大高於工業化國家的負債率水平和國際
公認的50%這一安全負債率水平。與1997年比較起來，國有企業虧損
面不但繼續擴大許多，而且第2次出現盈虧相抵之後的淨虧損。虧損
的原因較為複雜，有些屬於制度方面的問題，有些屬於結構方面的問
題，有些則是人為因素。較為典型的有以下3個方面﹕

（一）只出不進。國有企業一直擔負著國家主體經濟的重責，即便是
　　　現在，國民經濟總收入的85%來自國有企業。然而國家對國有
　　　企業的投入卻極其有限。企業只能靠「挖潛」提留資金。而這
　　　一部份資金又大都被用來改善職工生活、福利，用來進行更新
　　　設備者少之又少。
（二）分配制度中的漏洞。中國國有企業有一項分配制度叫做「國
　　　家、集體、個人三兼顧」，可以理解成先國家、後集體，然後
　　　個人。而具體操作起來，卻把這種分配形式顛倒過來，變成先
　　　個人、後集體，然後國家。至於國家得多少，則要看企業狀況
　　　和領導意願。如果那家企業連發工資都成問題，國家方面還怎
　　　麼「兼顧」？
（三）缺乏競爭能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為外資企業、合資企
　　　業以及私營企業頒佈了許多優惠政策，例如3年免稅、5年減稅
　　　等等。而國有企業基本上還是在舊框架之內兜圈子。二者處於
　　　不同的起跑線。去年以來，國家對其它企業形式的優惠政策雖
　　　然逐步取消，但是它們已取得了優勝資格。國有企業追趕起來
　　　很難。

中國工業資產總額約為10萬億元人民幣，國有企業佔一半，集體工業
佔25%，個體和私營佔3%，股份制工業佔5%，其它工業佔17%。朱鎔基
的國有企業改造辦法很簡單，即縮小它在工業構成中的比例。所謂
「抓大放小」是也。他將數10萬家中、小企業推向市場，由經濟規律
決定它們的命運。這本來不是什麼壞事，問題是在於國有企業流量資
產和存量資產的縮減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廣受注意的《現代化
的陷阱》一書，對它有過深刻描述。作者認為，國有企業已成為最後
一塊社會主義「大餅」；改造過程也就是「大餅」的再分配過程。

貪官污吏以幾何級數增加。這與國有企業改造大有關係。這還僅僅是
「陷阱」之一。最大的陷阱是在企業被兼併、被轉讓、被關閉過程中
的工人下崗。官方統計，去年的下崗工人是600萬，民間的統計則是
1,300萬。不管怎樣，都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對於一個尚未建立社會
安全體系、從未有過失業意識、一直被尊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層
來說，都會是絕大難題。江澤民在日前接受美國《時代週刊》訪問時
就承認，工人失業將是影響中國社會安定的頭號問題，可見其嚴重
性。

平心而論，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不易，不改又不行，即便是神仙在3
年內也難將那30萬家企業推向順境。朱鎔基既然有其心、有其膽，我
們當然樂見其成。問題是，社會改革是嚴酷的，既不能憑想當然，也
不能借助浪漫主義。經過1年的觀察，我們有理由感到灰心。在去年
12月中旬召開全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南海為解決工業困境開的藥
方是﹕「加強領導、提高效益、循序漸進、保持穩定」16字方針。他
們強調的是穩定，而對於國有企業的根本瓶頸的所有制問題則隻字不
提。因此說，朱鎔基那個「在3年內完成國有企業改造」的宏大計
劃，只能是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