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如果不是當今世界標準的「順民」，那麼也一定是最溫順、
最善良、最少欲望的階層。也有人稱他們是「沈默的大多數」。80年
代初，四川畫家羅中立曾有一幅名為《父親》的著名油畫作品。那個
頭戴破帽、牙齒稀疏、皺紋縱橫，飽經風霜的臉上掛著純樸微笑的老
人，就是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

極左路線使農民噤若寒蟬

中共建政以來，政治運動的浪潮一個接一個。其中有幾個是針對農民
的，比如，土地改革運動、農村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
進運動、四清運動、承包責任制運動等等。除了土地改革運動和承包
責任制運動較能刺激農民的積極性以外，餘者基本上是破壞性的。其
中大躍進運動幾乎可以被列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瘋狂的事情之一。「人
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等響徹雲霄的口號，現在
聽來不可思議。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怎麼會不知道土地的極限？而在當
時卻是千萬人奮鬥的目標。結果導致了「浮誇風」。浮誇風造就了
1959年的千里洪荒。大約有2千萬農民淪為餓鬼。

而農民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的表現，基本上盲從與追隨，有時候
甚至也表現出某種狂熱。比如在大躍進運動中，大江南北的農民無不
是在夜以繼日地「挖地三尺，爭創高產」；非但毫無怨言，而且豪情
萬丈。即便是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對於自身苦難的認識基
本與北京的宣傳保持一致。北京的宣傳是﹕（一）由於連年自然災
害；（二）蘇聯修正主義的封鎖。很少有人想到是因為共產黨的內部
權鬥和極左政策造成的。

除了中共的淫威令普羅大眾噤若寒蟬以外，農民本身固有的迷信、無
知，以及千百年來「以忍為上」的傳統文化薰陶，不也是共產黨肆虐
的土壤嗎？農民固有的逆來順受以及宿命念頭，不也成全了集權統治
的橫行無忌嗎？

馴服農民，毛澤東有一套

具有濃厚封建帝王色彩的毛澤東，馴服農民的辦法有兩個﹕（一）為
農民戴高帽子。毛澤東說，農民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份，是領導
階級的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換句話說，農民與工人的政治地位是平等
的，沒有上下之分。同時，毛澤東還強調「無產階級覺悟」，說穿了
就是要求農民任勞任怨，不要討價還價。在那個黑暗時代，許多農民
都相信毛澤東的「滿篇鬼話」，饑寒交迫而心甘情願。（二）戶口制
度。中共建政以來最成功的制度就是戶口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社
會分為兩元，即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二者不能混淆、也不容隨意改
動。實際上等於將大陸人分為兩個階級，即城市階級和農村階級。兩
個階級的區分很大。比如城市階級可以享受糧食、商品供應，有醫療
制度和就業保障；農村階級則不能。城市階級處處表現要比農村階級
高出一等，無論穿戴、談吐、物質享受都要比農村講究、優越；農村
階級只能在城市階級鄙視中生活。更重要的是，兩個階級的文化差異
越來越大，甚至互不來往、互不通婚，儼然兩個世界。

即便是現在，農村雖然也在市場化，農村分配關係貨幣化，但與城市
比較起來依然有不小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農村苛捐雜稅過多，貪污
腐化嚴重、負擔過重。比如前文提及的數起農民抗爭事件，基本是對
現實不滿的表現。這實質上反映了公共部門與農民的交易關係的矛
盾。本來，政府公共部門向農民提供安全和秩序，農民向政府納稅，
解決公共部門的運轉費用是天經地義，但是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
權力意識，農民對政府的服從意識，使得這一交易發生畸變。即政府
的權力膨脹，使交易變成一種強制性剝奪。

物極必反，自古已然

如果說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使中國農民的積怨下沈，漸漸化為地下的
煤層，那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使沈睡的煤層覺醒、燃燒，並且化為
強大氣流噴薄而出。所謂物極必反，其實也需要一定條件。如果嚴寒
的盡頭沒有微風吹拂，那麼就不會有春天的繁花似錦。這裡並非是指
鄧小平扮演了春風的角色，而是說鄧小平的承包責任制確實使一部份
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使他們意識
到外面的世界還有陽光，還有真理，人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活法。資料
顯示，那些敢於向鄉村幹部的胡作非為挑戰的農民、那些敢於表達不
同聲音的農民共有兩種，一種是城市郊區的農民，一種是曾經作過
「盲流」、到城市做過工的農民。由此可見城市文化對他們的影響。

農村幹部肆無忌憚的貪污腐化、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也
是促使農民覺醒的內因。70年代以前，農村受到的壓榨與剝削雖然不
比現在少，但那是集體性的，無意識性的，況且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口
號下進行的。農村幹部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腐敗。許多農民喜歡唱《東
方紅》、《社員都是向陽花》之類的舊歌曲。不只是他們懷舊。更重
要的是懷念那個時代。而這些橫向與縱向的激蕩，使農民的新生意識
膨脹，趨於強烈。一旦這種意識成熟，帶給中國社會的變化將會是空
前的、持久的。因為這個群體實在太大了。即便是有10分之1的覺
醒，也會對中共統治構成致命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