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是憲政民主所預設。只要實施憲政民主就沒有反對公民投票
的根本理由。否則即是對憲政民主的背棄。

但公民投票在台灣卻成為爭議：有人說只能訂定創制、複決法；有人
說先習慣公共政策的創制、複決，以後再來訂公民投票法；也有人說
應排除重大政治議題在公民投票的適用性；有人則說不必訂定公民投
票法也能施行公民投票。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本質：迴避國
民主權。迴避並不一定是否認，現實上的效果卻往往相同。

到底誰怕公民投票法？為甚麼怕公民投票法？如果可以創制、複決而
不能公民投票，這不就等於說，國民可以決定自家後院該不該蓋工
廠，卻不能決定整體國家的前途？如果國民自己不可以決定國家的前
途，難道國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卻可以？如果國民和民意代表都不能
決定國家前途，那到底誰才能決定？隔壁的流氓鄰居嗎？實施公民投
票不一定要有公民投票法。沒錯。但在必要時有業經共識的一套程序
辦法，難道不比敵人兵臨城下才倉促將事更好？許多人在說台灣是危
機社會，說國家安全是全民共識。準備好一部公民投票法難道不是最
重要的危機管理？

說穿了，害怕公民投票法是害怕它的象徵意義：台灣獨立。民進黨的
權力人物提出各種迂迴的說法，是企圖迴避台獨色彩好塑造「大和
解」色彩，以便挖到最多的選票，或者說，「向主流價值靠攏」。他
們的害怕是對失去選票的害怕。這樣的害怕想像了一群不願決定自己
命運的所謂中間選民。反台獨人士的害怕則是少數者的害怕。他們先
想像自己是少數，再推測公投的結果。遺憾的是，這樣的害怕終究是
對民主的害怕，不惜以放棄自己公民主體的成長為代價。所有這些害
怕，其實都是在父權式的舊國族想像籠罩之下的害怕，這些害怕把台
灣建構成一個只有住民沒有國民的島嶼。

台灣作為一個生存權被列強壓抑的國家，最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就是
以「國民主權」這種具有普世價值地位的訴求對抗強權。公民投票法
不只是一個程序的規範。通過公民投票法的本身就是向世人宣告台灣
國民主權的存在。而根據這樣的主權，台灣國民可以決定獨自成為一
個主權國家，或者自主地和他認可的政治實體結盟或連結。當列強在
談判桌上為ＴＭＤ和美、日安保討價還價，公民投票法是在台灣特殊
情境下，對本身政治主體性的自我確立。

不僅如此，通過公民投票法對台灣社會將如一場生命的通過儀式。我
們藉此自我宣告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和義務──尤其是義務。從國會
全面改選到總統民選，再到公民投票法通過，這一系列通過儀式是殖
民地台灣集體心智和人格的成長過程，是我們在國民主權上的歷史實
踐，逐步要求自己勇於脫離殖民者和列強的支配、控制或保護，脫離
被殖民者的委屈、扭曲與依賴，要求自己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對自己
的社會型態和公平正義負責。因此，能不能通過公民投票法就象徵著
台灣社會在政治人格上的成年禮。正如同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民選之
前的情境，社會上對主體權利義務的恐懼，對實現更多自由的無知與
不安，成為推動公民投票法的阻力。但更特殊的是，急速庸俗化的政
治文化把這場運動帶到意義混亂的場域。反對運動對主體自由義務的
認識不清和權利慾望使自己成為最大的反動力量。

哲學家卡爾巴柏把典章制度歸為他所謂的第三類世界。如果說我們的
存在和意識受到自然世界的制約，那麼第三類世界的創造就是我們對
自己的制約或開放。因此，法律不僅是社會的遊戲規則，法律是共同
意志的表現和文化的塑造；而公民投票法的立法過程則投射了台灣社
會對主體的恐懼與自由的逃避。看來，在公投絕食行動之際，我們真
正應該害怕的是﹕竟然有一個社會打算坐擁一整座島嶼的害怕步入21
世紀。這恐怕是全球世紀末最悲涼的景觀了吧！

〔作者楊長鎮是台灣苗栗人，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參與社會運
動約10年，曾擔任多年國會助理，目前在苗栗山區從事社區運動工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