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事件中身亡的三名記者，被中共追認為「烈
士」，受到「國葬」禮遇。顯然這是一場十足的政治秀──中南海當
權者在「6．4」10週年的敏感時刻，充分借用這一機會對民意和國際
社會予取予求。問題是﹕何以記者會死在大使館內？這些記者在大使
館內到底是做新聞業務、還是搞政治情報？在人們普遍關注爆炸事件
是「故意」還是意外的時候，卻不知不覺地忽略了另一個問題﹕中共
記者在享有外交特權的使館內到底幹些什麼？

在中共一黨專制制度下，大陸新聞傳媒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愚
弄和蒙騙人民的「馴服工具」。新聞工作者長期以來還一直屬於「國
家幹部」編制。高級記者、主任記者、記者、助理記者等新聞職稱或
職務，均嚴格參照中共的幹部等級、享受相應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
遇。在中共統治的半個世紀中，凡是追求新聞自由、堅持新聞道德、
富有良知的記者，要麼像儲安平、欽本立那樣受迫害、冤屈而死；要
麼被剝奪自由投入監獄，像最近「保外就醫」的高瑜、施濱海，以及
目前仍在獄中的白偉基等；要麼像胡績偉、王若水等被迫下台或調離
新聞崗位。

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大陸的新聞工作者在客觀上成了
共產黨的幫凶。而在中共的隱蔽戰線（情報工作中），新聞媒體及其
記者的頭銜被濫用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中國大陸，除了國家通訊
社的新華社和準官方的中新社以外，通常只有國家級的媒體如《人民
日報》、中央電視台、國際廣播電台等，或全國發行的有影響的報紙
如《經濟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才被准許向國外派駐
記者。這些新聞機構從一開始選擇駐外記者站的設點、外匯開支的預
算申請、特派記者具體的人員選拔……幾乎每一個環節均有國家情報
部門插手。展開新聞業務的「新聞機構」自身，其實很少有主導權。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香港新華分社了。其它駐外國新聞機構的
政治情報功能也大體類似。

中共派駐外國的記者大多具有雙重身分。這在西方早已是一個公開的
秘密。他們除了公開的特派記者身分，實際上大多數還具有國家安全
部和總參情報部等的特殊的秘密身分。早期，他們的「記者站」有些
甚至就直接設在使館內。他們的活動大多只是收集公開的敏感資訊、
在一些國際組織或人物之間牽線搭橋、從事一些「國際統戰」活動，
如在中、美領導人互訪前後收集各界的反應──包括與僑團與各種社
會組織、社會名流、流亡人士、反對派組織的秘密接觸，為中共高層
的某種特定需求，提供特別的報告，等等。他們有自己的特別管理系
統、特殊的經費來源。除了新聞業務以外，他們的其它活動是不受派
遣他們的新聞機構約束的。相反，還需要新聞機構給予積極的配合支
持（如在媒體上突出處理其發回的稿件）。在「6．4」事件中，曾有
一些這種身分的「記者」因為同情學生運動，後來在清理清、清查中
直接被安全部門革職。

一般而言，那些具有雙重身分的記者，個人素質和業務能力都是比較
優秀的，甚至在新聞業務方面也常有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也成為他們
進行另外一種身分活動的資本。那些早年擔任類似角色的「老記者」
們，近年來出版了一些回憶錄等文字材料，已相繼給出了證明。尤其
是中共「駐外記者」回到國內以後，在國家安全部門擔任重要領導工
作或出任高級職務的已不乏其人。

造成記者和間諜角色混淆的原因，多半是中共從事國際情報活動和國
際新聞報導活動起步較晚，人才嚴重不足，方法手段也比較落後，專
業化程度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起來還相對較低。概言之，在中共駐南斯
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遇難的三個人，不管是「記者」還是「間諜」，
他（她）們之在中共使館活動的事實本身，是非常值得人們醒思的。
如果他們是真正「記者」，那也只能證明他們僅僅是作為政府工具、
喉舌的記者，是有違新聞工作客觀、公正的立場原則。如果他們是間
諜，那也是中共的國際情報活動過於落後、尚未到達專業化程度的一
種暴露，授人以柄了。所以，力爭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通過這次事
件是可以有相當多的教訓可以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