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勵之先生的公開信與89民運》中，筆者曾經指出，89年初的
《公開信》事件發生以後，改革派知識份子曾經試圖在事件當事人與
中共當局之間，盡力尋求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點，以便為雙方的對話
鋪設必要的基礎。現在看來，他們當初的這種良苦用心，實在是未免
太「天真」了點兒！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
「全盤西化論」已經與中國官方以「四個堅持」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傳
統主義，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立。正如司法部負責人的談話所表明
地，當鄧小平等執政者在傳統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上來解讀《公開
信》和《簽名信》的時候，他們是根本不可能像善良的改革派知識份
子那樣就事論事、那樣不帶偏見和敵意的！

反過來，作為西化思潮代表人物的方勵之先生，也遠不像改革派知識
份子對「改革」那麼熱心。因為在方先生的心目中，「改革」似乎不
足道；方先生當然更不會像後者那樣，著意從中共的「70年」和「40
年」的歷史和傳統中，為自己今天的言行去尋找根據或借鏡。因此，
儘管《公開信》和《簽名信》同樣都指出，實行大赦有助營造良好的
社會氣氛，但《簽名信》明確地把實行大赦與「創造有利於改革的和
諧氣氛」聯繫起來，而《公開信》則對改革只字未提。另一方面，與
《簽名信》不同地，《公開信》雖然在其開頭也提到「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第40年」和「5．4運動的第70年」，但它緊接著就以一個「但
書」──「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
來，期待著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沖淡了這兩個紀念日在
《公開信》及其所涉及事務中的意義。

可注意者，《公開信》與《簽名信》之間的這兩點差別，看起來雖很
細微，但其意義卻不可小視！因為第一，這種差別從一個側面顯示
出，在80年代，中國的西化派知識份子為什麼從歷史、傳統到現實的
政治主張，均與改革派有點格格不入，似乎與後者很難找到多少共同
之點。第二，這種差別也明顯拉大了西化派知識份子與改革派知識份
子之間的距離，造成了兩者之間的隔閡。其原因是，「全盤西化」無
疑意味著對中國大陸現存制度、體制和文化之全面徹底的否定，因
此，它不僅與現政權處於完全對立、乃至對抗的狀態，而且由於改革
很難一下子滿足「全盤西化」的「胃口」，它與改革往往也是很難協
調的。

不能否認，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即使在西化思潮
鼎盛的80年代後期，亦沒有完全放棄與執政當局尋求共識、進行對話
的願望。否則，他們又何必向鄧小平「上書言事」？問題在於，他們
用以與對方進行溝通或對話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根本不可能為對方所
接受。請看《公開信》的最後一段：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週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
　　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
　　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註1】

顯而易見，方先生這裡是想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西方現代史和與之相
伴生的一套價值觀念的基礎上，與鄧小平進行溝通，並據以建立共
識！然而，鄧小平一代中共領導人，作為毛死後中共之政治傳統主義
的擔綱者，對於《公開信》的這種文化意涵或取向，除了充滿敵意和
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之外，大概只會投以輕蔑的一笑！因為在長期的
革命生涯中，他們不僅曾「見識」過所謂全盤西化這類「文化時
髦」，而且在他們的記憶中，「全盤西化」也是當初被他們當做「破
了產」的東西而扔掉了的「破爛兒」！

當然，問題倒並不僅僅在於鄧小平者流如何看待「全盤西化」。令人
遺憾的是，至今在大陸西化派知識份子群體中似乎仍然雄踞領袖群倫
地位的方勵之先生，他所謂全盤西化，姑勿論其對錯，亦不言其可行
或不可行，其內容竟然是如此之荒疏，以至我們只能把它當作一個政
治鼓動的「口號」！正如德國學者克勞斯比爾科指出的﹕對方勵之來
說，「全盤西化首先是一個政治主張，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目標。」
【註2】而照我看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方先生無論在政治或文
化上，對中國大陸的現狀，基本只具有否定性、破壞性的意見，而對
它今天的出路和未來的前途，卻並無任何真正切實可行的見解和主
張，更不用說成體系、具規模的思想或理論了。就是說，方雖然提出
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但他對中國能否「全盤西化」和如何西化，
其實並沒有明確、具體和比較完整的一套看法。因此，儘管「全盤西
化」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真正的目標和路向卻是模糊的，不確定
的。

然而，看來至少在80年代，「全盤西化」論在思想內容上的這種空洞
荒疏，卻絲毫沒有降低和減弱該派知識份子對西化的自信和堅執。無
奈的是，他們手中並沒有與「全盤西化」相配合的「新武器」。因
此，儘管他們常常以新潮的「西化」為標榜，實際卻不得不到由昔日
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經歷所沈積下來的思想和經驗的「舊武庫」中去搜
尋，去翻「老家底」，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舊武器」來代償「新武
器」的闕如！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讀一讀方先生當初那篇關於「全盤
西化」的非常著名的演說詞，大概都不難確認，筆者此言絕非故作驚
人之論。因為方先生所謂全盤西化，其全部策略的精義，原來就只在
一個「衝」字﹕

　　「關於這個意見，即全盤西化，這不是我們提的，是一百多年前
　　開始出現的，他們的精神也就是說要讓先進的文化來衝擊我們所
　　有的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教育，所有的都要
　　衝擊，然後看看。當然，在這種衝擊之後，我們會有好的東西保
　　留下來，壞東西都全部被蕩滌掉。」【註3】

讀罷方先生的這段話，相信凡是曾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
都不免要問﹕方先生這種胡打亂衝的「西化」策略，與毛澤東當年教
導我們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相比，除了「目標」不同而外，就
手段和方式而言，究竟有什麼區別？方先生在80年代通過這樣的講演
而在青年大學生中間鼓動起來的反叛精神，除取向而外，就其盲目性
和破壞性而言，與當年的林副統帥要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們發揚的那
種所謂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造反的「五敢精神」又相去有多
遠？

不錯，方先生的這些說法，有可能是針對著「四項原則」對人們思想
的禁錮。或許，他是想要借助激烈的言詞來打破由「四項原則」所劃
定的思想禁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難理解的。問題是，方先生
的「全盤西化」是作為中國大陸現代化的一種「整體戰略」而提出
來，並且也恰恰是以這種面貌而在大陸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界被
傳佈的。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那麼，對這種在80年代中國大陸
業已發散成一股規模相當可觀的思潮、且明顯是不自覺地基於「鬥爭
哲學」而形成的一種關乎中國現代化全局的思路，就不可僅僅以「過
激之詞」來看待了！

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極為尖銳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民
主化和全面現代化，能否在這種來自共產革命的傳統、並以「破壞」
為其基本功能指向的毛式「革命文化」的基礎上，借助「鬥爭哲學」
而得以實現？這實際上是一個遠比人們在口頭上是否反對專制和是否
擁護民主更為復雜，也更為基本、更為深刻的問題！

【附註】

（1）參閱蘇紹智：《十年風雨》，台北，1995年，頁267。
（2）克勞斯．比爾科：《現代化與西化》，萊茵筆會出版，1992，
　　　頁73∼74。
（3）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台北，1989年，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