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載，大約公元1700年前，基督教在中國就曾有流傳。唐朝初年，它
被稱為景教。景乃博大精深之意。唐太宗曾下詔讚曰﹕「詞無繁說，
理有旺鑒，濟物利人，宜行天下。」並敕建景寺一所。至今，中國名
城西安碑林中尚有記載景教的銘文碑。明代，義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
竇來中國系統傳播基督教及西方近代科學文明。從而成為首位載入史
冊的西方傳教士。至今，北京尚存利瑪竇墓。與利瑪竇同時代的許多
中國知識份子曾師從於他。明末思想家、文學批評家李贄──這位曾
被韓國前駐華大使黃秉泰博士譽為「中國第一位資本主義思想家」
──封建叛逆，與利瑪竇私交甚篤。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甚至受洗為基
督徒。至清初，康熙大帝已體察基督教與儒家文化有相通之處。他曾
命基督教士到蒙古和內地測量地形並繪制地圖。在康熙年間，全國28
個城市設有教堂。教徒達到15萬人。據說，康熙一度有意受洗為基督
徒，後因禮儀之爭未果。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思潮越來越強的衝擊，西方列強侵略勢力日益東
漸。自康熙後期以降，清朝重行海禁、教禁。基督教在中國陷入困
境。

基督教再度在中國傳播是清末的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堅甲利炮轟開
了閉關鎖國的大清海禁。教禁自然不攻自破。於是基督教隨之以洶湧
之勢席捲華夏，開始了一輪更大規模的傳播。

然而，鴉片戰爭這一歷史背景不啻讓基督教蒙上了難以開釋的陰影，
而淪為中華民族遷怒的對象。教案屢屢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義和團
運動。當時，竟有主教和教士241人、教徒23,000人以身殉道。

至於太平天國，洪秀全雖在基督教教義的啟發下，創立了「拜上帝
會」，卻在政治上搞政教合一，在宗教上與儒家文化割裂、對立，以
至最終被那位連蔣介石、毛澤東都為之傾倒的湖南人曾國藩所擊潰。

但是，太平天國對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重新關注基督教功不可沒。

可惜，20世紀20年代，正值帝國主義侵略擴張與中華民族救亡圖存處
於嚴重的「對立與衝突」之際。因此，儘管基督教對中國的社會進步
一如既往地起著推動作用──諸如﹕傳播西方的民主思想、提倡男女
平等、夫妻平等、婚姻自主、戒納妾、纏足等，反封建主張與措施、
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創立新式醫院、促進建立慈善福利機構、特別是
發展教育、新聞、出版事業……──，凡此種種，均不足以扭轉國人
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進行奴化教育、文化侵略之成見。因而，一再無
視西方近代科學民主實際是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衍生的歷史事實；更
不能理性地將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思想進行參照比較；因而無從認識基
督教對人類精神的凝聚、慰籍、對人心靈的啟迪、淨化、昇華所具有
的難以替代的作用與價值。

必須指出，對基督教最致命的抗體實來自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幾乎與
基督教同期楔入東方這個多災多難、亂象頻仍的國度，並立即為陳獨
秀、李大釗等激進的知識精英所承襲，繼之建黨。這個自稱以馬列主
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共產黨，與基督教絕無通融之理。因此，自
1949年中共在大陸執政後，基督教在中國便真正進入磨練時期。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由於封建法西斯專政，基督教幾遭扼殺。更有甚
者，他們把大量不與他們合作的神職人員投入監獄。許多牧師與傳道
人死於非命。這是一次聳人聽聞的教難時期。直至1979年「文革」被
否定、「改革」被實行，中國才萌生新啟蒙運動。西方文化的根源之
一──基督教──重又引起廣泛的關注，尤其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關
注。

現在──世紀之交的這個關鍵時期──，由於中國社會的「信仰危
機」與「貧富懸殊」所形成的危機感與失落感，特別是89年「6．4」
對人們精神上的破滅性、粉碎性的打擊，基督教空前地復蘇了。信徒
激增。據1995年11月6日公安部、民政部《關於宗教組織勢力在城市
農村活動情況》的調查報告披露﹕當今大陸的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共
有2,500餘萬。僅京、津二市就有一百萬；粵、桂、閩三省（區）有
800萬；廣東省的信徒有400萬；而共產黨員卻只有200萬……

面對這一系列驚人的統計數據，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也許都要不約而
同地驚呼一聲──我的上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