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6．4」事件以後，每年春天，「是否延長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
遇？」就成為美國國會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國會關於取消中國貿易
最惠國待遇的提案，結果都因為美國總統使用否決權而被否定。

反對中共當局的民主派人士，對這個問題也十分關注和敏感。最初幾
年，民主派人士幾乎都希望美國政府運用這個手段，促使中共當局改
善中國的人權狀況。人們也感受到這個手段起過某些作用。最明顯的
是1993年初，中共為了爭取柯林頓新政府制定較有利的對華政策和延
長貿易最惠國待遇，作了一些象徵性的表示。其中包括提前釋放王
丹、王希哲、徐文立。我也得到輕判。我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沒有主刑
的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這在中國的審判史上，恐怕也不多見。
以後這種情況就不明顯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可以發現，美國運用經濟制裁的手段對中共所
產生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共往往做一些表面文章，應付國際輿論；用
一些著名的異議人士做一點象徵性表示。普遍的人權狀況則不受影
響。而且，中共利用一些比較著名的異議人士與美國和國際社會做起
了人質交易。

中共像綁架者一樣，把著名的異議人士抓起來。國際輿論為其呼籲，
使其影響大增。常常是美國出面要求中共放人，中共就討價還價，在
政治和經濟上得到好處後便放人質，並送到美國。於是輿論就渲染中
國人權狀況大大改善。

因此，在民主派營壘裡，就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問題形成了兩種立場。
一種立場就是原先立場的延續，認為美國不應放棄利用最惠國待遇這
個經濟手段，促使中共改善人權狀況。另一種立場則主張人權問題與
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我明確地贊同後一種立場。我的理由如下﹕

（一）每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問題爭論，對中共沒有實質的壓力，起
　　　不了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狀況的作用。
（二）這種壓力反而容易被中共利用，煽動反美、反民主的情緒。
（三）中國經濟已經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
　　　更緊密地連接起來，對中國的法制、自由和民主有百利而無一
　　　害。在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再彈最惠國待遇與人權
　　　掛鉤的老調，是不合時宜的。

我認為﹕如果美國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它絲毫觸動不了中共
的一黨專制；真正受害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民眾。美國對伊拉
克嚴厲的經濟制裁，尚且不能促使薩達姆獨裁統治的垮台，反而為他
創造了民族主義基礎。如果美國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又有什麼作
用呢？

既然不起作用，美國國會關心中國民主和人權的人士，花費這麼多時
間和精力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毫無必要。倒不如給中國「永久正常的貿
易地位」，一勞永逸地擺脫這個問題的糾纏，在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的
市場化、世界化方面多下工夫。

在我看來，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和民主化的推進，主要靠廣大中國公
民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公民意識、民主意識，並進而為之
抗爭，而不是取決美國國會關於中國貿易最惠國問題的討論或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