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讀過高行健作品又沒有這樣那樣偏見、也不存心去捍衛什麼名人
權威的讀者，當他們看到崔衛平繪聲繪色地模仿一個「簡單粗暴」的
年輕編輯，寥寥數點批示，就把高行健那名不符實、缺點多多的小說
《靈山》退將回去，大都會由衷地欣喜﹕哈，這個崔衛平是個什麼樣
的人，她怎麼可以把我們讀了高行健之後的真實感受，如此清清楚
楚、這麼俏皮有趣地說出來？

深沈不被理解的悲哀

我是在崔衛平的著作裡認識了她。託人從國內買了好幾本崔衛平寫的
文學評論，我把它們放在床頭，一有空就去聆聽扉頁照片上看起來很
秀氣的衛平，將各種文學現象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從中體會她的靈
慧與深刻。以衛平文學理論上的才氣與造詣，寫一部評論高行健的書
也遊刃有餘。然而衛平不肯寫。她認為高行健對於過去和現在、將來
的中文寫作不構成任何維度，不提供任何靈感或刺激，寫起來沒有意
思。不僅是崔衛平，我認識的好幾位中國傑出的文學評論家，都是嫌
高行健的作品「太無聊」而不肯出手寫評論。

然而，崔衛平的悲哀在於，不管是歡呼她的、還是斥責她的，人們大
都只注意到這封退稿信獨特有趣的形式，而無視、或者說根本理解不
了崔衛平的一個基本立足點﹕「處於這麼一個遙遠的地位，我更關心
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何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
所尊重，因而他們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個國家的政府長
期拒絕和遮蔽自己人民的聲音，因而這些人的聲音也幾乎不被其他民
族的人民所聽見，也逐漸被認為是不值得考慮和無關緊要的？在這個
意義上，談論這次諾獎的結果，在我看來，是一次了解和認識我們自
身境況的機會。」

衛平本來不是把這樣沈痛的話說給大眾聽的。她只是在和朋友推心置
腹。以一個專業文學研究者求真的學術精神，在中國官方禁止討論高
行健的時候，她和朋友私下探討對高行健獲獎的真實看法。據說，是
朋友中的一個太喜歡這封信，於是勸說崔衛平把它在網上公佈出來。
沒想到這就鬧得沸沸揚揚，成為他人議論的中心話題。我猜想，這不
是沈潛於學問的衛平所願意的。網上讀者大都求新鮮、求刺激，呼嘯
而來，絕塵而去，誰能認真體會國內學者在認識自身境況之後的悲
涼？

「毀謗者往往是正確的」

而我，一個欽佩崔衛平的見識與才華的海外讀者，卻有著更多的悲
哀。一個童言無忌地直指「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會令普通小百
姓恍然大悟，卻使得皇帝的隨從們惱怒萬分。因為，這個孩子的誠實
無欺，襯托出他們的盲從與迷信。

人們往往以為那些拿出許多嚇死人的專業術語、吊上一大串書袋、做
出深不可測的樣子、存心雲裡霧裡讓人讀不懂的評論家，才是真有學
問的。出於中國人的「鄉愿」傳統，他們習慣於接受不痛不癢、溫柔
敦厚的評論家。為名人辯，為權威諱，處處替貴人著想，誓死捍衛貴
人聲譽。這樣的評論，我們在此次諾獎之後見得還少嗎？值得省思的
是，這一類鄉願評論竟然大都是海外文人利用他們的海外自由寫的。

許多貌似「簡單粗暴」的東西，實際上卻是刪繁就簡、返璞歸真，其
中往往包含著更多的真理，更多的正義感與道德義憤。1967年的諾貝
爾文學獎頒發給危地馬拉小說家阿斯圖里亞斯。這位流亡國外參加世
界和平運動的拉美作家，在瑞典文學院發表的獲獎演說，就非常「簡
單粗暴」地宣稱﹕

　　「拉丁美洲的小說，我們的小說，不能背叛我們已經形成、並將
　　繼續形成的一切偉大文學精神，如果你僅僅寫作娛樂的小說，那
　　就燒掉它們！」

崔衛平只是戲謔「退稿」而已，而這位諾獎得主卻公然冒天下之大不
韙地要求「焚書」。這位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流派的開創人補充
說﹕「這也許是我們以傳播福音的熱情來傳播的一個信息。」即當他
的祖國在不自由地呻吟之時，只沈浸在無聊的娛樂中的作家作品，是
該受到這種被拋棄的待遇。相信這位拉美諾獎得主不會真的去焚書，
正如北京崔衛平也沒有真的退回高行健的稿子，他們只是以稍微過激
一點的方式，傳達出清晰有力的理念。

有趣的是，當年瑞典文學院對阿斯圖里亞斯這樣的「簡單粗暴」不但
報以掌聲，而且尊稱他為「拉美精神與未來的代表」。應該感謝一些
人把崔衛平這封私下戲擬的退稿信，鬧成一個著名的大批判靶子。這
樣，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讀了高行健作品之後，大都會對這封名聲遠
揚的退稿信報以會心的微笑。

在這裡，筆者請論戰雙方的各位記住﹕對於中國文學作品，最後、最
高的文學判官不是瑞典文學院，也不是我們這些在海外鬧鬧嚷嚷的
人，而是中國廣大讀者──有著幾千年文化背景、有著自己獨特審美
經驗的中文讀者。筆者相信，目前被禁止閱讀與討論的廣大中文讀
者，總有一天會對高行健作品做出與迷信權威者不同的評價。

在去年紀念瑞典文學院成立250週年的慶典時，現任文學院院士、詩
人勞斯-福塞做了一首《古風頌歌》，其中談到歷史上瑞典文學院的
錯誤與疏漏。他在詩中這樣承認﹕「毀謗者往往是正確的」。

更多的問題不容迴避

時間，總是有利於追求真實的、有見地的評論家。這一點筆者毫不懷
疑。崔衛平貢獻給我們的，遠遠不只是一封別致體裁的退稿信。實際
上，她在致朋友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更重要的問題。

這些令人深思的問題有﹕中文讀者這次完全被排除在外，瑞典文學院
不把中文讀者放在眼裡；所謂的「流亡作家」只是膚淺地反應祖國現
實；沒有逃亡的人是否有精神上和心靈上的損害和痛苦需要理解；中
文本身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它不被翻譯就不能受到關注；人們對於某
些話題（比如人的權利、自由民主等）的耐心是否已經完全失去？

面對這些不能迴避的問題，我這個在瑞典生活多年的人感到很難過。
瑞典是一個最講平等的正義民族。然而，這次諾獎結果表明，瑞典文
學院淡忘了諾貝爾的遺囑，繼續重犯他們100年來多次檢討的錯誤
──「歐洲中心主義」。

與仍居祖國的崔衛平不同的是，對我這樣的異國流亡者來說，高行健
獲獎事件意味著更多的問題需要思考，尤其是關於流亡者對母國的態
度，以及個人流亡的價值選擇﹕我們是否可以東、西方共建「國際人
道主義」的價值觀，還是義無反顧地「歸化」到國際享樂主義中去。

西方知識份子曾經長期討論「奧斯維辛之後」人們怎樣活下去。今
天，我們或許可以提出﹕「高行健獲獎之後我們怎樣寫作？」的問
題，即中國文學怎樣保持自己的自尊與自信，怎樣在自己的傳統上重
建文化人格，以道德理想以對抗虛無。我們期待崔衛平以及海內、外
更多的專業評論家，放棄他們對高行健作品不屑置評的的想法，讓嚴
肅負責的批評推動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2001年2月18日於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