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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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對得起中國？」這樣的疑問，在我的心底已經存留了許久，也折 磨了我許久。我一直想寫作有關這個問題的文字，但我就是找不到一 個切入點，因為，「中國」這兩個字讓我為難﹕中國是什麼？是一個 國家的名稱嗎，是一個民族的符號嗎，是一些苦難的集中代表嗎，還 是一種文化的起承？為了弄明白這個問題，1993年，我從工作了將近 10年的一家搞機械設計的研究所考到了一家報社。我以為到了報社能 夠讓我穿越自己頭腦中的黑暗隧道。可是，幾年下來，原來在我心底 折磨我的東西卻變得越來越堅硬。我好像站在了夜的夢魘裡，一種更 深、更黑暗的東西在壓迫著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個節目，是 ＣＣＴＶ-４播放的一個記錄片，講的是1998年10月份，湖南的一個 偏僻的小山村，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期盼與艱辛之後，村民們終於有了 一條通往山下的路。一位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人從山上她的家拄 著拐杖，走了好幾個小時才走到他們的村部。她用十分驚奇的目光看 著那些來參加山路開通儀式的領導們用的汽車。電視鏡頭上，老奶奶 用她枯瘦的手摸著那些她從來都沒有見到的「家伙」。這是她有生以 來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汽車！ 看她用一雙蒼老的手撫摸汽車的樣子，聽她沒牙的口中說出的話在風 中飄飛，我淚流不止。在她行將走完這漫漫的一生的時候，她才「有 幸」看到了什麼是汽車！這就是我們勤勞善良的祖輩的命運嗎？電視 記錄篇說開通這條山路用了幾十萬元錢；山路沒開通以前，村民們每 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遠門一樣，要用肩膀翻山越嶺地把自家 山坳裡生長的土特產品背到山外去賣。那種艱辛，我相信自己是無法 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可是，就在那個通車儀式上，卻有那麼多的高級 轎車，一排排地亮在那裡。其實，用那些車裡面隨便的哪一輛，都能 換來這條路的！ 看完電視以後，我都不明白這個電視記錄片所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是說那些山民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終於」有了一條可以下山的路 嗎？是表揚黨和政府的功績、還是為了讓我們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 樣的艱辛裡？已經有多少次了，每當我們的老百姓遭受到災難的時 候，我們從媒體中能夠看到什麼？我們能夠從中得知誰該對這災難負 責的嗎？我們能夠聽到老百姓對責任人的批評嗎？不能！我們所能看 到的是我們的媒體怎麼樣把一次次的災難轉化成一種歌頌。抗洪搶險 如此，抗震救災如此；發生海難時如此，發生火災的時候，還是如 此；老百姓貧窮了多少多少年，貧窮到了沒見過汽車、不知道什麼是 電視，從來沒有走過柏油馬路的時候，還是如此──當有一條山路的 時候，總是歌頌著什麼什麼「關懷」之類的；有誰想過這「關懷」不 是來得太晚了點嗎？有誰想過要對這晚來的「關懷」提出一點質疑 嗎？當然，我們都知道，發出質疑的聲音比歌頌是困難得多的、也危 險得多。 於是，就在1998年底，我選擇了辭職。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知道了 「誰對得起中國？」中的「中國」究竟是什麼了── 對得起中國，既不是要對得起以「中國」為概念的一個國家的軀殼， 更不是要對得起以國家的名義行使著的政治權力。在我的概念裡，對 得起中國，就是要對得起那一輩又一輩在苦難中生、在苦難中長、在 苦難中死去的中國人；對得起中國，就是要對得起那佝僂著身子拄著 拐杖走3、4個小時才能走幾里路到村子的中心去看一輩子都沒有見過 的汽車的80歲的老人…… 對得起中國，就不要讓我們生活在這樣刺人眼目的對比之中﹕ ◆就在王寶森、成克杰、慕綏新、馬向東們用幾億元人民幣堆起來的 香車美女、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住不完的豪宅別墅裡享受的時候， 還有多少貧窮的百姓為了那區區幾元錢、幾十元錢或者幾百元錢而 忍受著或許會給他們帶來生命危險的病痛，還有多少窮人家的孩子 望眼欲穿地盼望著能夠讓繼續讀書的學雜費； ◆就在那些公檢法們拿了賄賂他們的錢、吃著請他們的飯，打著飽嗝 摸著流油的肚皮享受著美女的時候，又有多少人在監獄裡蒙受著不 白之冤，他們被非法拘留、拷打，他們被無罪關押13個月、5年、8 年，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就在我們的農民兄弟拼命流汗地在一寸寸的土地上刨著活命的糧食 的時候，那些把貧窮家庭裡養的豬、耕地用的牛都趕走當作收取的 提留費的鄉鎮的官員們正在幹什麼？他們或許正坐在家裡點數著這 一天、這一個月收到的別人送來的錢；他們或許正坐在轎車裡往飯 店裡趕，往桑那浴裡趕，往賭場上趕；他們或許正在和權力的批發 者討價還價，看看需要多少錢他們能夠繼續往上爬；他們或許正在 與手下人商量著怎麼樣撒謊、怎麼樣造假、怎麼樣把想要上訪的老 百姓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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