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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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張愛玲寫於1943年的文章，在時間的距離上，這些文字距離現在已 經是快60年了，但我仍然沒有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張愛玲不同於魯 迅，她是從來不想讓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麼時事的。但是，於不經意 間她筆下的文字還是讓我感到驚奇。她在《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裡面 這樣寫到﹕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 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 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了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 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 的距離崇拜著神聖的祖國。」 是啊，多數的年輕人都是愛國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輕人之愛國到 最後竟然會愛出罪來！我們愛中國卻不知道自己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 麼東西嗎？ 就像我在幾年前對別人說我要寫《誰對得起中國？》的時候，別人也 問﹕什麼叫「對得起」中國？你要「對得起」中國的什麼？誰需要你 對得起中國？我為什麼要對得起中國？中國對得起我嗎？ 幾年來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這些問題，問得我自己頭都大了 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頭大心冷，是因為我想起了譚嗣同、秋 瑾、李大釗，想起了劉和珍，想起了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還有那 個手拿「人血饅頭」的華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饅頭卻仍然沒有治好 病的兒子。 讓我們看看魯迅寫於1925年4月29日的《燈下漫筆》──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沈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 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 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 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 『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 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 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 竟已等於牛馬了……當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 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 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 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 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 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裡──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 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日後的『臣民』看來，是給 『主子』清道闢路的……」 從時間上看，1925年的那個時代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沒有可比性的。 那時候距離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段距離呢，而現在的我 們不是已經早就遠離了法西斯時代了嗎？可是，當我讀魯迅的這篇文 章的時候，卻從來都沒有感覺過時間的流逝。 誰對得起中國？ 也許，發出這樣的一句問話，我在一些人的眼裡立即就會成為另類。 但是，我覺得我有權利和責任問這麼一問。我的這個感覺還是從我兒 子那裡得到的。記得在他剛剛5歲的時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 他不願意去做。於是，他就站在牆邊歪著頭很不服氣地問我﹕「小孩 也是人，為什麼小孩就總得聽大人的呢？」是呀，我們已經聽了太多 太多的「大人」的話。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幹啥就幹啥」 的「好孩子」。我們很少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一想﹕自己為什麼要聽 「大人」的話。我們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的對的。中國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被逼 的；在趙高專權的時代，誰敢說鹿不是馬？ 在經歷過太多次的指鹿為馬以後，大多數聰明的中國人都學會了拍 馬，以至於在今天，拍馬已成了一種氣候、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大家 都幾乎認為是非常正當的手段。但是，因為性格的因素，我還是學不 會拍馬，而且，我也不能允許自己也混跡於那樣的一群拍馬者的行 列。我知道，拍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馬者」自己的事情。 但是，稍一動腦，我們就能知道，許多對大多數人嚴重不利的事情， 就是那「拍者」和「馬者」在背後達成的交易。所以，我對拍馬感到 十分的厭惡，厭惡那副沒原則地喊「好好好」、沒是非地說「是是 是」的嘴臉。而且，一個人、一個社會，如果過分地喜歡別人拍馬， 喜歡好大喜功，喜歡報喜不報憂，就離危險的邊緣不遠了。 所以，我要發出這樣的另類的聲音，大聲地問﹕誰對得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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