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演讲和北大学生对他
的提问聚焦了世人的目光，也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虽然，“波
士顿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联合行动委员会”已经由王希哲先生在《送
江泽民》一文中宣布完成使命而解散，但今天北大学生对克林顿的提
问再次涉及到了那次自60年代美国人民反越战以来发生在哈佛校园中
的最大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我仍想代表该委员会，就那次抗议示威
活动以及这次北大学生的提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和北大的朋友们作一
次诚恳的交流。

有一个事实首先需要澄清，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
哈佛大学时，抗议活动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事实上，主持
江泽民演讲会的哈佛教授傅高义被迫向江泽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问江泽民”（王希哲先生执笔）的第一问。
之所以要澄清，是因为提问的北大学生似乎并不了解这一重要事实，
不然，问题不应该是“今天您来到这里，如果有中国北大的学生游行
抗议，您将如何办？”而更应该是“今天您来到这里，如果有美国人
游行抗议，您将如何办”。这两个问题的差异是本质性的。之所以没
有美国人在北大抗议克林顿的来访，原因是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
为，美国人民的民情、意愿，包括和执政者不同的政见，已经通过国
会、各级议会、媒体、各级政府的换届选举，甚至激烈的抗议示威活
动等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民主决策的程序中。他们不必要
等到国家领导人到了外国，在外国的土地上才有机会公开抗议他们所
反对的政策和制度。倘若，中国也象美国一样，人民不会因言论和思
想获罪，不会因抗议示威而遭屠戮，民意可以反映到政府的决策过程
中，又有谁愿多此一举，在别家的国土上抗议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呢？

北大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一来大有责备美国政府没有阻止哈佛的抗
议活动之意；二来为北大学生未能报复一下克林顿而愤愤不平。事实
上，当时的克林顿和现在的江泽民一样，十分不愿意自己的客人难
堪。为了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的需要，恐怕即使北大的学生想报复克林
顿，中国当局也不会允许。然而，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各类抗议活动
都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政府无从强制。用此来责备美国政府，只能
说明提问的学生对民主生活的无知。

还有一位北大学生大谈“中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我要问：中国人民
何曾有过真正的自由选择？中国共产党从苏联搬来至今还要坚持的制
度，是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吗？中国的当权者把改革的代价和风
险一股脑地推给了一般老百姓，又是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吗？这
位同学把“集体选择”和“个体选择”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一个国
家，只要它是不民主的，亦即其个体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其所谓的
“人民的选择”只可能是统治者的选择。这是民主理论的ABC，真不
知北大的“德”先生该作如何感想！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不
然，中国早就统一了，今天谈论“统一”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因此
用美国的夏威夷做类比是不恰当的。这不过是非常基本的历史事实认
定、简单的政治法律知识和逻辑推理问题，不知北大的“赛”先生又
该作如何感想！作为中国大陆最优秀的年轻知识精英的北大学生，似
乎应该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独立的解读，应该对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状
况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应该统一在甚么样的制度之下，做出符
合历史、符合逻辑、符合两岸人民福祉需求、符合世界文明标准的判
断。事实上，中共官方的紧箍咒一旦解除，正确的判断便不难得出。

人权是去年我们抗议江泽民活动的主题。我们谴责江泽民所代表的中
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践踏人权的罪恶，我们反对中
共政权为其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做辩护的“养猪人权论”。江泽民在美
国所极力兜售的“中国人权观”把中国人描绘成一群只须要喂饱饲料
的牲畜，强调中国人“吃饱饭”和“自由说话”不能兼有，试图说服
西方人，中国人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天赋的人权。本质上，这是中
国领导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我们万分遗憾地看到，当
美国的总统告诉中国人，他们和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人民一样应该
享有人权自由民主时，一位试图表现得十分爱国的北大学生竟然起而
表明和江泽民一样的歧视中国人的“人权观”。他要表达的意思是，
“你要我们不作奴隶吗？我们偏要作！”我真是不明白，如此爱国，
爱的基础又在哪里？如果和政府保持一致才是爱国的，那么，北大人
一直引以为傲的“五四”运动便不是爱国的。

北大学生向克林顿提出的问题中，几乎没有一个不准确地反映了中国
官方的需要，而且所涉及的方面正好和北京当局要向克林顿施压的范
围吻合：台湾问题、美日联保问题、人权问题等等。我们对这种和官
方高度的一致性并无惊奇，只有难以抑制的悲哀。悲哀于共产党的专
制机器仍相当程度上有效地在中国制造着集体性思维。也悲哀于举世
寄望的“北京之春”之“温暖”“宽松”气候下，居然发不出半点不
同的声音。我确信，这不是北大的错，更不是北大学生的错。我同时
也确信，上面所指出的知识贫乏和逻辑思维能力欠缺绝不代表北大的
水平。这只能说明中共当局的政治高压依然残酷，“北京之春”充其
量不过是“早春二月”。

今天，我的心情与去年抗议江泽民时一样沉重，当时的心愿也没有丝
毫改变，那就是，期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表
达意愿，海外万千的中国学子可以和自由的美国人一样，扬眉吐气地
欢迎我们来自自由的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为了美好的这一天，我们真
诚地愿意和北大的朋友共同努力。最后，我想用去年我们致江泽民的
公开信（由北大校友胡平先生执笔）中提出的原则与北大的朋友共
勉，那就是“我们只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们坚决反对只能拥护的
政府。”（1998年7月1日于美国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