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先生在《许信良“反制”中共的误区》一文中说：“许信良企图
以先‘一制’，后‘一国’来化解压力和开展‘反攻’，许信良的这
个想法没有错，问题只在于什么叫完成大陆民主政制的转变。”他又
说“据报导，是项‘完成’是以国家主席、地方首长和人大代表由普
选产生为标准。这点，正暴露了许信良对民主政治的片面理解。”

抄了凌锋先生两段原话，想说明的是凌锋先生对许信良先生和台湾的
民主经验也许还可另有观察角度。

台湾的民主运动远在还没有民进党、党外势力尚未集结的70年代之
前，开放党禁、报禁的呼声，早就是从事民主运动者的基本要求。这
些要求乃是民主政制不说自明的前提：要在台湾完成民主政制，当然
先要解除报禁、党禁。但解除报禁、党禁却不必然完成民主政制。以
台湾的解严为例，台湾在1987年宣布解严，政党与报纸如雨后春笋到
处滋生，但院辖市长、省长、乃至总统，一直到1996年才完全由人民
普选。台湾的民主政制至此才告完成。

只要开放选举，即使所有文宣全部掌控在执政者手中，人民还是有获
胜的机会。台湾的地方选举史充分说明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本就是
一点一滴累积争取的。凌先生提到中共镇压反对派，扼杀新闻自由，
只有中共的党棍官僚才能见之于媒体。所有这些情况，在没有多少年
之前全部在台湾发生过。1977年许信良就是在这种围剿、封杀的情况
下，突出重围的。而许信良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不是唯一的例子。

如果“普选”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那开放党禁、报禁更只是民主的
初步。中共如果真有胆识实行全国普选，而中国老百姓又照单全收中
共的候选人，那么民运人士只能怪自己努力不够，或是怪人民太愚
蠢。

许信良其实是吃定了中共做不到国家主席、地方首长和人大代表由普
选产生。因为他看准中国目前的情况，已不再是中共可以为所欲为的
时代，如果情况真如凌先生所说：“中共要‘普选’的话，一年之内
就可以组织……”，那就要检验现代的中国人民是否还是随人摆布
了。从这点看，许信良对人民的自主性还是比较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