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近媒体标榜农村民主文明政治，我不得不谈两句公道话了。

在欧美，直接民主选举，的确为社会政治生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从
而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极大发展。然而，社会政治文明，并不是这
种直接民主的结果，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的政治权力。直接
民主的优越，也不在于它的直接民主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公平竞争的
竞选制度。

我们有什么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呢？还是从中国乡村的基层民主谈起
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从秦朝到中华民国，两千多年时间，资
本主义地主制经济同租佃农民的矛盾，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只有中国
共产党解决了这个矛盾。

然而，在地主制经济条件下，象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彬那样的地主
恶霸，毕竟是极少数，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如果说地主残酷剥夺了中
国农民，如亚当斯所说，那只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是劳动力过剩危
机的结果。

近20年，中国农村的经济承包，使农业发展很快，却也产生相当多的
农村恶霸。他们比旧社会地主恶霸在农村中的比重要大得多，并且要
恶劣得多。旧社会的地主恶霸变成了今天村干部恶霸。

另外，旧社会的地主，大都十分节俭。而今天的村干部奢侈的比重比
旧社会的地主要大得多。当然，单从生活富裕上讲，现在的农村村民
大都比过去的地主生活好。我们所说的地主节俭，是同当时的佃农相
比的。我们所说的村干部奢侈，是同一般的村民相比的。我们所说的
村干部比地主奢侈者比重大，也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说，今天的村干部比旧社会的地主更腐败，村干部比旧社会地
主的腐败比重大。

我们知道，从秦朝到民国，农村基层政权都是没有民主的，然而腐败
和恶霸都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地主和农民、农民和统治者的对抗性
矛盾总不能调和，暴力革命在所难免。

今天，中国村民民主了，也是直接民主选举村干部，而村干部则有更
多的吃、喝、拿、占的特权。这在道义上都是不允许的，只能靠村委
干部的道德良心办事。村民对他们的劣行没有什么发言权，显得极其
无能为力。

这样一来，农村一旦出现大恶霸，比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彬还大的
恶霸，老实的农民只有在矛盾极具恶化、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会上
告到乡里，乡里解决不了，才上告到县里，县里解决不了，才上告到
省里，省里解决不了，才上告到中央。

事态闹大了，影响极坏，涉及到党的形象和基层政权的巩固，上层权
力机关才开始重视，希望事态发展不至恶化，从而采取果断措施，镇
压恶霸，打击腐败。

这些农村恶性违法犯罪行为，在旧社会都不多见，农民想斗败恶霸竟
然那样困难。社会上竟然发生那么多类似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真
是传统文化的极其“发扬光大”。小小杨乃武和小白菜，使300清朝
各级官员免官丢命，可见廉政之严。然而，中共却不过是杀鸡给猴
看。

如果村民们果真有权的话，不为村民办事的人是当不了村长、做不了
村委会成员的。不为村民办事，就会被村民罢免的。不等村委会成员
或村长腐败就解决了问题。于是，恶霸难以产生，也不用劳动政府来
解决问题了。我不相信，村民如果有权的话，那些农村恶霸能霸过村
民大会。如果村民无权，直接民主选举并不是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

可见，中国农村村民没有权，还是要靠党和政府的恩典，出了问题，
村民们难以解决，还得靠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那个村民的直接民主
选举是真实的，然而其用处太小了。

村民除了选举权和说话权，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选举了农村土皇帝、
土宰相，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难免要出问题。

实际上，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当然很好，由党和政府指派也可以。
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不是在于村干部的权力大小，而在于这种村干
部的权力和权限必须由村民大会授权，而且，村干部在向村民汇报工
作时，必须由村委会裁定村干部各项工作的合法性，村民大会必须有
权否决和重新决定村里的各项工作决定。所谓重大事项由村民通过，
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空话。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法律标准，重大不重
大只不过村干部们说了算。

农村基层政权尚且如此骗局，至少还有一个村民直接选举，县级以上
的民主和政权建设还让我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