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人类当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
有完成他的“统一场论”。我想，“统一”显然不得台湾人心，因
此，任谁也搞不出一套具有实质意义的“统一场论”（爱因斯坦，对
不起，我故意把你的“统一”两个字曲解了）。尽管如此，我在这里
却愿意向热心民运的大家，呈献一套有用的“民运‘场’论”。这当
然不是什么大发明，却也并非等闲货色。


运动需要运动的“场”

任何运动都需要一个或多个运动的“场”。你要作民主运动，如果没
有运动的“场”，你接触不到群众；你连向群众宣传、启蒙、说教，
甚至被群众批评、痛骂的机会都没有。你哪能进行运动？哪能改正不
合适的路线。一句话，你既不能“到群众中去”，也不能“从群众中
来”。如果你宣称你是在运动，我想，那是与群众运动无关的私人运
动；除了骗骗自己、叫自己稍感安心之外，丝毫无益于民主运动。


用对手现成的场

有没有别人替你设立好的、既成的“场”可以供你利用？很多，只是
你往往把它们当作“别人”的“场”，而没有、或不敢前往加以利
用。

“场”从来都只能是人们共享的“场”。即使这个“场”是对手盖建
的，你去加以利用，它就是你的。请看看我曾经如何利用对手的
“场”。

　　※1971年我刚刚从事台湾民主运动的专业工作人员。我发现有人
　　　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某馆召开演讲会。讲员有胡秋原、袁懋如
　　　（反共义士）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台湾民主运动（或
　　　独立运动）。我和几位同志前往，发言攻击蒋家独裁。（我们
　　　冒着被蒋家流氓痛揍的可能。）

　　※1983(?)，蒋家饲养的台湾同乡联谊会在纽约希尔顿大旅馆召
　　　开年会，来了一些国民党的大员。我和一位同志“潜入”会
　　　场。我第一个问问题。我把蒋家如何不“民权”、不“民
　　　族”、不“民生”，举例数落一番。我说，如果孙中山生在今
　　　日的台湾，他一定会揭竿而起，参加台湾的这场民主运动。全
　　　场为之震惊，但也引发不少的掌声。

　　※1997年，我和一位同志参加了亲国民党的“国建会”年会。参
　　　加的人清一色反对过台湾的民主运动。我反驳了国民党人的一
　　　切论点。

　　※1998年，我单刀赴会，向民运人士演讲“认识台湾”。也因此
　　　开启了我个人向中共斗争的新的一局。

　　※7月初，几个台湾人的墙头草，办了一个香港回归周年的纪念
　　　研讨会。我单刀赴会，给他们指出，中共这一年来之所以不敢
　　　在香港过分乱来，不是由于他们这类人的瞎吹乱捧，而是由于
　　　香港人民、民运份子、以及国际人士的负面批评和预测。

虽然我知道自己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是，我举这么一
些例子却不在于强调勇气，而在于点出，一个运动者必需和我一样，
拥有对于“场”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于利用对手的“场”的无孔不
入。

别人办“场”，当然不是为你、我而办。很有可能，他们办“场”，
就是为了反对你、我的民主运动。然而，在民主已经成为生活之一部
份的美国，不管主办单位是雅量十足，还是仅仅故示大方，只要你不
是摆明着是要闹场，一般来说，在别人的“场”说些主办单位不喜欢
听、或不喜欢他们的听众听到的观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
的。台湾人有一句话说，“牧师没有需要向牧师传教”。我想，你王
希哲（他在现场）的任务，绝对不在于向他傅申奇（他也在现场）解
说“为何中国急需民主，而民主有待革命”。你王希哲比较大的责
任，在于影嫌谠民运漠不关心的、或者大有反感的中国人民大众，在
于影响身在中共、还为中共卖力的家伙。而要接触这些人，你王希哲
往往有需要亲身进入中共的“场”，或亲中共的“场”。因为，你王
希哲的场，他们要不是不屑来，就是不敢来。


用中立或同情的“场”

并非所有别人的“场”都以反对民主运动为目的。有些甚至还是友善
的。如何运用这样的“场”，是一件更重要的事。

海外广东台山人华侨的反共是真诚的，因为，中共不但没有感激他们
在海外作牛作马而提供给故乡人的就业机会，还把他们清算斗争。这
是他们长期认同并支持台湾政府的根本原因。由于台湾政府的本土
化、台湾政府的长期没有统治他们的故乡、以及中共初步开放使他们
回去祖地不再那么困难，他们的逐渐疏离台湾，是大势之所趋，谁都
拉不住，谁也挡不了。这些老华侨和他们的后代，大多不会被中共招
安。他们无法理解台湾政府之转变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一直埋怨台湾
国民党的“失却反共立场”、“偏安”、“独台”。──这正是民运
的天然阵地。民运应该立即把“收编反共老侨社”当作一件大事来
抓，使得一切老侨社既有的“场”，都变成民运的“场”，至少变成
民运可以游走、运用的一个同情、支持民运的“场”。

（在“中国民主正义党宣传工作扩大会议”(1998.7.18)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