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兴先生在《革命与改良：一个错误的分野》一文中对民运改良与革
命之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确有“旁观者清”的味道，但他的某些观
点值得商榷。

关于民运的策略，他的主张有：“化外部压力为内部施压”和“化公
开斗争为地下斗争”。作为民运革命派的支持者，笔者当然赞同内部
施压与地下斗争的方式。但是，该不该为此否定外部压力与公开斗争
呢？该不该进行“国内斗争与国际施压的分野”呢？事实上，很多人
在自身坚持公开斗争的同时，也为他人的地下斗争提供着巨大的帮
助，乃至承担了组织工作；在促进国内斗争的同时，并不放弃国际压
力的手段。为什么把它们加以“分野”？！既然社会是多元化的，民
运也不可能例外。落实到民运策略上，当不同方式可以并行不悖的时
候，如果过分强调某些、而绝对排斥其它，反而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
果。作为傅兴先生的老朋友，笔者深知他一贯反对国际施压。如果这
仅仅是他个人行动方式的选择，那还无可厚非。但若认为民运整体都
应如此，那就未免显得偏颇了。当然，某些民运人士的过分强调国际
施压而忽视、甚至否定国内地下斗争，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民运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可以根据下列两个层面来探讨：中国民主
运动的全局和民运人士的活动。就全局而言，国内基层斗争绝对不容
忽视。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协力帮助以加强。中国民
主化进程中，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将是“草根民运”，而不是海外
的清谈。中国民主事业需要不畏艰险默默奉献的基层活动者。至于基
层斗争的方式，在党禁尚未突破时，地下秘密活动是主体，尽管这种
方式困难重重。就民运人士的活动而言，由他们亲自进行地下活动是
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国内那些身份已经公开的异议人士，在中共严密
监视之下进行地下活动，简直是自寻死路，而且还会危及和他们联系
的其他地下活动者的安全。他们能够做些什么？近日发生的“中国民
主党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傅兴先生重视地下斗争，对公开组党
的尝试颇多微词，曾斥之为“盲动主义”。然而，王有才等人如果试
图直接从事地下斗争，则将恰恰成为真正的盲动。他们抓住中国签署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利时机，向党禁发起勇
敢的进攻，置中共于两难的境地。即使这次尝试最终失败，他们也能
够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巨大的道义支持，将中共的真面目更清楚地揭
露给世人。如果党禁得以击破，国内基层斗争将势如破竹地发展。对
此尽管不能寄托太大的希望，却也值得一试。海外民运则必须大力支
持国内斗争，不管是公开的斗争，还是地下的活动。民运需要团结，
但团结的前提是多元，多元的共同点是民主的旗帜。不同的民运组织
和人士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但面对共同的目标应当力求形成合力，矛
头一齐对准中共。

最后再澄清一下革命与改良之争：没有必要咬文嚼字。对革命的概念
有很多种理解（中共甚至宣称“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在革命与改
良之争的语言环境中，革命就意味着诉诸暴力（暴力的程度以及暴力
的如何行使则是进一步的问题）。改良派（注意，不是“改良”）出
于种种考虑要放弃这一武器。革命派尊重改良派的选择，也希望与改
良派共同为民主的目标而奋斗，同时对改良本身并不排斥。如果中共
在革命的威慑之下迈出实质性的改良步伐，革命派怎能不欢迎。革命
与改良之争，来源于改良派对革命与改良二者的曲解。论争是必要
的。它让观众澄清是非，也让论争的双方澄清是非。只有这样，民主
运动才能明确自己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