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5日，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向
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向媒体发布了《中国
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由此揭开了中国民主运动向
组党发展的新的一页。

尽管对于海外民运而言，主张“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道路不
断有争论，但对于国内公开活动的反对派人士而言，“合法斗争”是
唯一的选择。

在中共承诺今秋即将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之际，浙江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对中共签署公约的诚意提出了严
峻的考验。基于对中共本质的深刻认识，人们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果不出所料，7月10日，中共当局开始了对中国民主党人士的大
规模逮捕，并试图冠以“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但全世界都能看
见，中国民主党在中共现行法律范围内，以公开的方式筹组反对党，
怎能称之为“阴谋”？至于“颠覆政府”，民主国家的反对党不都以
“颠覆”现任政府为目的吗？中共视政权为囊中私物，对它的一切挑
战，它都视之为“敌对势力”，如此，正好强词夺理对反对者大肆迫
害。

中国国内民主力量并没有因为中国民主党被镇压而退缩。中国民主党
筹建之初，有人把这一事件称作“浙江中国民主党事件”，但现在
“浙江”二字已经不能范围它的影响了。因为中共的镇压反而导致愈
演愈烈的反弹，其规模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空
前地团结了起来，他们上百人勇敢地站出来签名公开抗议，他们组织
了支援中国民主党的法律后援会；来自不同省份的数位法律工作者挺
身而出，组成律师团准备为民主党人士做无罪辩护；山东、浙江的一
些异议人士已经开始了绝食抗议。海外民运对待这一事件也达到了罕
有的一致，百余位民运人士联署声明，他们中很多人曾卷入“内
斗”，在这里终于能够摈弃前嫌。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正在采取
实际行动配合国内的法律后援。

中国民主党事件发展至今仅一个月的时间，即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其伟大意义起码有三点：一，半年多来，国内的民主运
动，以所谓“空中民主墙”为标志，迅速在20几个省市形成了一个有
机配合的、无组织形态的政治反对派阵营。北京徐文立和山东牟传珩
把这个政治反对运动据以发展的方针概括为：“广交友，缓结社”。
这与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颇为相似。这个阵营有协调地发出反
对的声音，已经在这次克林顿访华期间，显示出了它的力量。他们推
举出了徐文立作为政治代表要求克林顿会见。这期间，西安捕人事
件，更成了克、江北大公开辩论的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

民主运动已经向前跨进一大步了。怎样保住这一步的果实呢？浙江王
有才、王东海等选择了再向前跨进一步的办法。他们宣布筹备成立中
国民主党，要求注册。这就向中共统治最敏感的党禁，勇敢地发起了
冲击。虽然组党这件事有人批评似嫌“冒进”了一些（除非它是一个
从事地下秘密活动的革命党）。但也正因为浙江的这一次冲击，它把
中共政府对民运的压力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它便成了保护“不结
社”形态政治反对力量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屏障。只要浙江中国民主
党的朋友能在不最后破裂的前提下，有理有利有节而又坚持不懈地为
合法注册抗争下去，又能得到国内外的声援，那么，在他们后面的
“缓结社”的这个较温和的政治反对阵营的安全，就比较地有保障
了。二，中共政府今年秋天就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
约》。无论中共是否愿意和可能真正实行这个公约，它的签订，不可
能不在国际关系上和统治心理上对中共产生一定的束缚。理论上，中
国人民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将会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政治反对派
的政治运作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人民真实的政治权利，决不
是由法律产生的。真实的法律，从来不过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追认。
没有人民自己的奋斗争取，再好的法律，哪怕是《联合国人权公约》
来到中国，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朋友用他们
要求组党注册的行动，来向中国人民宣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实践
这个公约。他们的牺牲及其产生的影响，为伟大的《联合国公民权利
暨政治权利公约》来到中国，奠下了第一块基石。三，浙江中国民主
党要求合法注册，这在今天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的。但它却为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农民组织独立农会、知识份子组织
独立学社，作出了一个具体示范。而这些独立的工会、农会、学会，
其今天成功的机率相对组党，则是要高得多的，而且更有紧迫性。

有人批评民运，认为他们似乎只关心少数人的政治活动，不关注工人
农民的疾苦。他们举了许多失业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遭遇及
司法的不公，要求民运为他们呼吁。我们当然应该为他们呼吁。但是
我们要说，哪怕民运十分强大了，对于数千万下岗工人和数亿农民来
说，他们又能关心几个人的疾苦？呼吁几个人的遭遇？民运不是救世
主。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自上而下为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布施雨
露和阳光。劳苦的民众应该自己关心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维护
自己的利益，这首先就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社团组织。否则他们始终只
能是任人摆布的弱势群体。

“关心民众疾苦”，这甚至是中共可以容忍它们的一些报纸、电视作
的事情，但它不会容忍它们宣传民众自己组织起来，而这正是民运的
任务。民运是干什么的？就是向劳苦大众宣传自由结社是他们的天赋
人权，并率先向他们作出示范。因此，民运先驱为结社作出的牺牲，
正是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最根本的关心。

有人举例，中共的某些开明官员，据说如薄熙来、习近平者也似乎很
愿意关心下岗工人的疾苦。但同样，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工人组织独立
工会平等地与他们对话的。因此，他们的所谓“关心”，不过是自上
而下的施舍，本质上，不过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关心，或曰善良的奴隶
主对驯顺的奴隶的关心罢了。

总之，一，他们屏障了不结社的反对派阵营；二，他们为《联合国人
权公约》来到中国奠基；三，他们为工人农民组织独立的工会、农会
作出了示范。这就是浙江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伟大意义。它们的意义既
然如此重大，那么，我们海外声援的责任也就格外重大了。

中国民主党事件还在继续发展，我们将作我们能作的一切事情。(1998.
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