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血腥的“6．4”之夜，在从收音机里获知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
的消息之后，我所任教的湖南省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马上举行追
悼会。当时我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我在5月26日为了制止两个学
生去天安门自焚，就跟随他们去了北京，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学
生，在那里一边等待人大会议的召开，一边习学迎接期末考试的情
景。所以我谴责李鹏政府的镇压罪行来得分外愤怒。在演讲中，我和
本校师生们一起为北京死难者痛哭流涕。

谁知这一哭就哭到监狱里去了。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年。

在像猪圈一样乌黑熏臭的女牢里坐着，我自己倒还清醒：既然要痛骂
这个杀人的政权，被他们惩罚报复也理应咬牙承受。但是高墙电网之
外，我的亲戚朋友们全都傻了眼：从头到脚，茉莉这人就没有一点政
治味儿，怎么会突然成了我们那个城市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我的嫂子去南岳山求神问卦，以证实我确实在
那个年月有不可逃避的牢狱之灾。我的那些有学问的女友们，也开始
钻研《易经》等深奥著作，以究天人之变：连学校换了几任校长书记
都不甚了了、只知埋头教书相夫教子的茉莉，怎么一下子就把国家大
事扛到肩上去了。

我的律师很可怜我。这位由中共司法局指派给我（由我家自付费用）
的一级律师，在关押我的看守所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党组
织决定，不能为你的案子做无罪辩。我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指
示。”

我当时立即请这位律师走路，说我根本没有罪，你如果不能给我做无
罪辩，就不需要你为我辩护了。后来这位很有名气的律师对别人说，
他之所以忍受我撵他走的态度，并不是在乎我们家付给他的那些律师
费，而是可怜我一个女人将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据他对我的了
解，我这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只是一时悲愤说出了那些反对政府
的话，到了判刑的时候就惨了。他希望为我在承认有罪的范围内尽量
减轻我的刑期。

后来这位律师也还真的这样以他的方式帮助我。当我以半年关在黑牢
里的时间猛读法律所掌握的知识，在法庭上条分缕析地为自己做无罪
辩的时候，我的律师和他的助手在一旁大敲边鼓。他们甚至不知从那
儿找来了我当年的一首小诗，那是我在“四人帮”刚倒台时写诗抒发
自己对中国的希望。他们当场宣读，以此证明我一贯是热爱党热爱社
会主义的，应该从轻惩处。

我的公诉人──代表国家起诉我的检察官──也很可怜我这个不懂政
治的女人。他尽量收集我的种种优点，在公审大会上起诉我时，也说
我是一位工作很不错的女教师云云，就是“因为不读马列主义著作，
才在动乱中走上犯罪道路。”

公诉人的话引起旁听观众的哄堂大笑。整整一天的公审，我的每一次
自我辩护都获得上千听众的掌声和赞叹，而公诉人的每一次指控听众
都发出“嘘”声和嘲笑声。尤其是在我指斥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
要求他们给曾经阻止学生自焚和卧轨的我以奖励时，听众的欢笑和掌
声更是热烈。我感到自己不再孤独，因为人民与我同在。心地不坏的
公诉人比我更可怜，作为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他在公诉人席位上面
河邡赤、坐立不安。

一个不懂政治的女教师成了“反革命”叫大家跌破眼镜。而我在法庭
上的表现更叫中共眼镜大跌。他们满以为我会在开庭时为求减刑哭哭
啼啼低头认罪，所以他们安排在市委宽阔的大礼堂，在大学生休息的
星期天公审我，以杀一儆百，让学生们吸取教训。后来倒是中共从公
审我的大会上那雷鸣般的掌声里吸取了教训。自公审我之后，湖南省
规定，对所有的“6．4”政治犯只准开“小庭”，只用选拔听众的
方式进行审判了。

公审判决之后，我被警车押送到长沙女子监狱去劳改。我带去的判决
书令那里的漂亮女干警花容黯然（她们大都不戴眼镜），因为我这个
需要严厉镇压的反革命在判决书上的全部罪状，只是追悼会上的五句
话，例如：“总有一天，我们要修建一座更高大、更壮丽的民主女神
塑像：”、“总有一天，我们要用李鹏政府垮台的捷报，来告慰烈士
的英灵：”等等。那些见过杀人放火犯罪大世面的监狱女干警，怎么
看我也不像一个可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失去故园流亡异乡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不懂政治的。如果政
治意味着争权夺利，那我永远也不屑去懂。但是，当政治意味着每个
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人权的关注，意味着一份社会责任和义务，我
怎么能不去关心和参与呢？

既然我们注定要在一个铁血的世界里生存，既然历史要用残酷的事件
抹掉往日女性的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凭着自己的本
心，对强权说出真理，在需要的时候拍案而起。虽然理想主义者的战
斗从来就没有回报，但是人生因此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