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李一哲在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
里，介绍自己时自嘲地说：“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
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
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
物！”

这段话，是李一哲青年们那时面对共产党镇压机器而极端渺视的自负
气概的写照。但不很准确。“咬不动”是可以说的，因为李一哲们都
没有向高压和监狱投降。但“吞不下去”却未必。事实上，不说以
前，在大字报以后，韦国清就又把他们“吞”了（投入监狱）两年。
若不是76年四人帮的垮台，很难说还要吞多久。谁都能看到，过去的
半个世纪里，只要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所反抗，共产党要吞
谁，简直是没有吞不下去的。更不消说咬在口里后，你反抗，他还会
把你好好地吐出来这样的事。但这样的事情今天居然就发生了！

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备会主要负责人王有才，在被中共专政机器吞噬了
一个多月之后，在其同党仍在大肆活动下，竟被撤销了逮捕，释放回
到家中。王有才的《逮捕通知书》的拷贝件就在我的手上，罪名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是吓死人的，撤销了，真是个奇
迹。

让我们探讨一下它的原因。

一、这次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筹备会表现了一种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
　　群体战斗精神。

你们看，当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被捕后，王培剑、朱虞夫、祝
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毛国良等第2线力量立即不断地向海内、外
发出抗议，要求再注册，申请上街示威，并同时在陈希同审判、大洪
水募捐、印尼虐华等举世瞩目的全局性事件中以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的
名义，勇敢地公开活动，特别是为灾民捐献和把献金送到灾区。浙江
警方都不得不为他们的精神表示赞赏。这个党的气势和斗争水平，已
足以使官方对他们刮目相看。

但是，不畏强暴、前仆后继、有理有节，这样的斗争，过去也都发生
过。特别是197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全国民刊协会运动。那时的民
主战士，也都表现过大无畏精神。你们看，魏京生入狱，刘青站出
来；刘青入狱，刘国凯率全国民刊协会都站出来。但其结果，他们几
乎无一幸免地被中共的专政机器吞食了下去。入狱，少则几年，多则
10几年。使行文到此，有泪沾襟。所以，仅仅大无畏精神，还不能说
明王有才的奇迹。

二、第二个原由是国内、外团结一致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7月10日，民主党人大逮捕事件一发生，北
京徐文立就倡议发起海内、外同声共气的后援会，从法律、经济、道
义各个方面对浙江中国民主党加以支持。于是，20几个城市由林牧老
先生率领的上百人的签名呼吁；浙江、湖南的申请游行示威；东北王
文江、西安张鉴康、北京周国强等律师的联名声明要求为浙江民主党
案作义务辩护，武汉《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接待民主党赈灾代表毛
庆祥；徐文立要求率团旁听王有才出庭受审并愿陪同入狱；因宣传独
立工会身处劳教迫害中的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公开向浙江民主党
人捐款100元。

在海外，由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带头，立即组成包括了几乎全部
海外民运组织（除中国人权）的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在美国、欧洲、
日本、香港，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议、示威、游行、募捐等活
动。这些活动原计划9月上旬美国国会复会期间再推向一个新的高
潮。民主正义党在波士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届时由该党主要负责人
带队到白宫举行接力绝食声援。

国际方面，事件一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国务卿奥布莱特就对浙
江案向中共政府表达了关切。过几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观察员罗宾
逊夫人将去北京。她的皮包里装满了中国国内、外民运团体向她提供
的中国民主党案的材料。同时，在华盛顿，在自由中国运动连胜德、
叶宁的成功游说下，共和党众议员诺尔巴赫等将发起议员联署，专门
就中国浙江民主党迫害事件向国会提出对中共政府谴责的议案。

国内、外反应如此强烈，压力如此巨大，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但这还
不能完全说明王有才被释的奇迹。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原因，以中共传
统的顽固，它是不会轻易在外部的压力下作如此迅速的妥协的。

三、第三个原因是中共自身的变化。我观察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说7月10日前，浙江公安、国安部门对申请注册的民主党人的拘
留、审讯、逮捕仍然反映着中共政府中的旧思维、旧力量在按几十年
一贯的旧轨道惯性运作的话，那么后来，对民主党人的逐步释放和容
忍、并最后撤销逮捕王有才，确实是向我们暗示中共政府中掌握中枢
者们的一种新思维、新力量已经在逐步起作用了。

今年10月联大开会，中共政府将按照江泽民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诺，签
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这个公约一签，无论
中共的顽固党人们还怎样的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无论世人还
会怎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中共政府，事实上，中共政府已不再可能一
成不变地按它旧的统治理论、旧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无论如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是不能相容的。它是难以
通过强词夺理的解释来为共产党的阶级歧视、阶级迫害行为找到庇护
所的。这个公约一旦通过中国政府的签署，便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法和
统治意识形态（主权国家承认和加入的国际法约高于其国内法）。那
么，旧式的、由一部分自命“无产阶级”的特权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
分人的、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其根深蒂固的
意识形态，都将在《人权公约》面前一步步冰消瓦解。

中共政府中不应没有明智的人，他们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很可能
企图在新局面到来之前，试图找到一些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政策和方
法。联系到一周前，浙江传来的消息说，公安当局与民主党第2线人
物协商时就已郑重地试探提出，如果民主党人愿意接受“把政党名称
改为社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有主管单位”3个条件，
就可以考虑释放王有才、并同意其社团合法注册。透过浙江公安的这
个破天荒的意向，我们不难猜测，后来的撤销逮捕、释放王有才，的
确是中共政府中的新思维在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寻找一种可
以与反对力量和平共存、和平对话的方式。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要“领
导”反对派。这在转变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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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后更多的迹象证实，浙江中国民主党案的确是中共转变其统治
方式的一个起点，那么，海内、外（特别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应
该如何因应呢？需不需要把激烈对抗的方式也相应地转变为和平协商
的方式？这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一来这个主动
权在中共手里，我们无法一厢情愿；二来中共顽固的传统力量太强大
了，它不可能轻易改变，前途还会有曲折。对它保持一定的压力还是
必要的。（1998年8月30日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