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1949年执政以来，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等公开宣布筹组中国民
主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对中共的一党专政空前的公开挑战，
而且把矛头直指中共极权独裁的要害。从已经获得的反响看，其轰动
效应是不容置疑的，不但国内民运纷起响应，海外各界也分头行动，
不但在舆论上进行声援，并且也有组织和个人在经济或其它方面展开
了援助行动。一时间，近年来处于低谷状态的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了
一个十分难得的小高潮。

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追求这种轰动效应，更加需要
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突破或推进。冲破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固然需要超
凡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但是，如果事前没有扎实的准备、周详的计
划，就一哄而起，难免有失之“盲动”之虞。反之，如果对此反应不
够敏锐，当断不断，也可能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不过目前的现状是
以前者为主。

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中共执政将近半个世纪，虽然在
开放改革以后社会活动空间有所增加，其一党专政还是十分严密的。
对于任何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追求，除了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和勇气
外，在整个运作过程中也迫切需要注意策略技巧的运用。

王有才宣布组建民主党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海内外同志也给予了正
面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在把握时机方面是否恰到好处？有人认为王有
才的举动违反了部份民运人士“广交友，缓结社”的共识。实际上就
是对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组建反对党的阶段，人们
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判断。现在既然组党的旗帜已经打出来了，而且在
客观上也为拓展中国大陆的政治空间创造了条件（如山东、武汉的民
政部门所透露的中共关于结社的四项条件），眼下的当务之急除了继
续支持声援筹建民主党的各种行动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对已有的空间
条件要善于“用足用活”。

海内外民运人士和组织，与其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组建民主党的活动
中来，何不乘着现有的时机，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里推动各种类型的结
社活动──例如：把下岗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保障工人权益的组织；在
进入城市工作的盲流人口中建立种种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组织；在各类
企业中成立独立工会；在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中成立免受官方控制的各
类组织；在农村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甚至在现有的准官方的社团组
织中培育其独立意识和唤醒其团体利益，以及积极发展跨地区跨行
（专）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以寻求对现有体制的新的突破
点，等等。从事这样的一些活动，相对而言比组建反对党的难度要低
一些，同时也更加贴近社会基层、贴近人民群众，当这些组织发达到
相当程度以后，也为建立各种反对党的建立，涤讪了一个坚实的社会
基础。

换句话来讲，结社自由运动的范围非常广阔，组建反对党只是其中的
一部份。虽然它是结社自由的一个核心标志，但争取的过程也往往倍
加艰辛，不可能一步到位。面对中国大陆社会的现实政治环境，有识
之士和各个民运组织需要在战略上“从高处着眼”──确定建立反对
党建设民主政治的明确目标；在战术上“从低处着手”──要先难后
易，循序渐进，从一党专政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广泛发展组建反对党
的社会基础，实际上也就是为民主党的建立成功创造广阔的“根据
地”。

中国大陆社会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长期毒化之下，屡次群众运动留下
的后遗症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一哄而起”。中共半个世纪执政在这方
面的缺失是非常明显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所有从事结社自由的活动人
士需要借鉴和警惕的。尤其是在目前阶段要切忌一哄而起的组建反对
党！如果海内外民主运动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在组建民主党的活动
中，摆出一个与中共决一雌雄的架式，至少在策略上是有欠成熟的。
这不但有可能使组建反对党运动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客观上也把所
有反对力量给集中暴露出来了，极大地增加了被中共一网打尽的风
险。

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多元社会的政治。“结社自由”，除了组
建反对党，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做、也需要做。王有才等国内民
运人士组建民主党的行动，拓展了现实政治的光谱，客观上为其它各
种类型的结社活动争取到新的社会政治空间。如果说，组建民主党之
类的反对党对于中共的一党专政是具有突破性的试探，那么更加广泛
的结社自由运动就是对民主政治具有建设性的积累。此时如果能够善
用这些条件和各种资源，从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扎扎实实
地推进各种各样的结社活动，就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组建反对党
的行动将在中国大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