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盗回被宙斯窃据的火种，触犯天条的普罗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惩罚，
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凶恶的猎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使他承
受无尽的痛苦。然而，他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忆起20十年前的一
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显现。在恶毒的天条的诅咒下，
你们现在好吗？盗火者们，你们是否还热情如旧，是否还记得当初的
一切？我试着记录下雪泥鸿爪的片段，以冀抛砖引玉。

一、“79”民运在杭州的兴起

1978年大约是10月底，我去金钗黛巷杭5中宿舍朋友陈维健家。好多
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吴报建、章某某，还有几个面熟但叫不出名字
的。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兴奋感，似乎在我进去以前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事。

我原来在抚宁巷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到了木场巷小学。我初小的同学
有很多是陈维健的中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万老师又是一个极为慈祥
的人。陈维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较优秀的、
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经常去他家交换书籍、交流思想、谈论对时
局的和中国前途的感想，日复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陈维健体魄强健、生活严谨、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
深思，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周围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极端扭曲
的时代，这种独立的人格真可谓凤毛麟角。他当时以“可教子女”的
身份在码头从事非常繁重的装卸工作。

事后知道，陈维健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在听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消息
后，已经多次以“郑石鸣”（郑奋、鲁石、民鸣）的联合笔名，利用
上夜班的机会，在路过湖滨（现解放路百货商店新旧楼交接处）时，
张贴了《国民性一瞥、二瞥》等反专制、倡民主的文章。他们利用夜
色，带着大口罩，提着浆糊桶，到了那里，一人扶着自行车，一人站
到书包架上，匆匆贴好，立即骑车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当时在玉泉杭州植物园工作，每周进城一次，在与陈维健和他的朋
友们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为他们抄写文章，因为我兼任单位的宣传
和美工，文具纸张可以领用。几次抄写后，我又借用陈维健的个人笔
名“民鸣”写了几篇小文章。其后我在白天前往民主墙观看，发现有
许多外地人在那里抄文章。一打听，他们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抄写的，
抄不完就住旅馆，第二天接着抄，费用由委托人（大多是专制政体的
受害者）支付。我心里有了一种想法：何不把这些文章油印后分发，
便于携带和流传。我建议陈维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册子。陈维健
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没有必要，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我在抄写《民主万
岁》这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添写了许多尖锐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
满。我趁机提出：为不连累大家，离开他们，自己改弦更张，并答应
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处事非
常谨慎，不愿意招惹是非。

20年过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在我是刻骨铭心
的，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中披露，不知是否会遭谴责。但是，在浙江民
运史上，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
人类精神，我想应该予以记录。

“郑奋”是吴报建的笔名。他文笔优美，见解独特，是民主墙前期大
字报的主要执笔者。当年他从黑龙江回城，没有工作，联络起一批志
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朋友结识了陈维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
墙的消息，开杭州民运风气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鲁石”叫什么名
字，只记得他瘦长的个子，文儒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是个中学教
师，已婚，有家室；在我们这么一群毛头小伙子中，可谓是大哥哥
了。在民主墙形成气势后，为家室的安全考虑，他急流勇退了。我几
乎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他。

期间，我离开陈维健他们后，经常徜徉在民主墙下，继续以“民鸣”
的笔名写了《文革政治小词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读者中形成较大
的影响。文章贴多了，我的身份也为读者所熟知。有许多读者踫不到
我，就直接用笔在我的文章上写着希望与我见面。

（同时，我通过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与《北京之春》联络，收到北京
来信已是1979年2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