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墙下

民主墙下各个阶层的读者闻讯而来，越聚越多。最初，大家神情凝
重、默不作声。继而，有人轻声地念，有人悄声地评。看完后，大家
都不愿离去，就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有口才的便公开发表自己的观
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演说。

在演说的人群中逐渐有几位崭露头角。一位是陈立群，机警聪慧又急
智。从济济的人群中，她毅然登上临时搭建的桌台，大义凛然，滔滔
雄辩，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那年陈立群22岁，因脚疾，在街道
的装订厂工作。她出身在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具有相当文化涵养
的开明家庭。一兄三妹，她排行第二，为人朴实厚道。她父亲也是专
制制度的受迫害者。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她表现出极强的领导才能，
无论内务外交，运转自如，成为高压时期浙江民运的重要负责人。另
一位是王荣跃，黑龙江回城知青，待人谦和，敢说敢为，颇具魅力，
以他的胆识、勇气和口才，不久成为杭州回城知青的当然领袖。他的
哥哥王荣清（当时是杭州绸厂职工）也毅然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不
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到他们兄弟俩有种悲壮的侠风。他们兄弟俩都
很正直，每次演讲总是娓娓道来，间或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没有
半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做作。他们的家一度成为民运人士的聚会
点。我曾认为，我们浙江民运之所以始终健康发展，他们兄弟俩的深
厚内涵也起了积极作用。

民主墙上的文章越来越多：署名“杭州锁厂李雪安”的文章，秉笔直
书毛泽东，着实使大家惊悸不安。谁都怕引火烧身，谁都不敢与他有
任何来往。看看李雪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只有“荷戟独彷徨”
了。在众多的民主墙作者中，李是署真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第一
人。（多年后，我邂逅李雪安，发现他其实是个极诚实厚道的人，为
朋友讲义气。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他并没有利令智昏，把自己嵌进
钱眼中去。虽然，他的景况并不太好。）风风火火又闯进一个“方醒
华”，文笔犀利，书法优美，颇具鲁迅遗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真
名方杏华，当时是杭州钢铁厂小轧分厂行政人员，后来为“6．4”下
狱，失去工作，颠沛流离，莫知所往。）还有署名“求是”的小块文
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意在让大
家通过讨论来明辩一些是非。（不久，我们通过家访，知道“求是”
为张冶达的笔名。张冶达，海宁人，性格温和内向，忠厚长者，恺悌
君子，当时在大福清巷的煤球店工作，住在湖滨星远里。后来，张冶
达长期从事民运事业，成为后期民刊的主要撰稿人，现在个人景况极
差。）

民主墙下站着一个人，站在那里几乎没有挪动过位子，也没有讲过一
句话，只是在看。张贴文章的人来了又走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
天，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民鸣，叶航想要见你。”一边说，一边把
我拉到僻静处。


三、“四五”月刊编辑部

在他向我介绍后，我知道了这个人名叫夏连忠，当时任杭州藤器厂工
会主席，曾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夏连忠与我约好晚上在民
主墙下同叶航见面。1976年我在植物园时曾以“袁鼎”的笔名给当时
在杭州玻璃厂平板车间工作的叶航去过信，并索要他主编的《四五》
月刊。民主墙运动兴起后，叶航也在墙上张贴了原来的以纪念周恩来
为主要内容的《四五》月刊。时值1979年，3年前的政治诉求一如明
日黄花，观者寥寥。但是，不可否认，以叶航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围
已经聚合一批富有经验、知识渊博的智囊人物。我所接触过并敬如兄
长的有陈晓峰、韩幼叔、贝立等。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这些人发挥
了很大作用。

晚上，一行人匆匆而来，一式大氅，挟裹着风尘，为首的便是叶航：
气度轩昂，宽额隆准。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说着诸如“早就想见
你”的客气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航，可以说对他的印象相当不
错。我明白走上这条荆棘路的人，本身是对信仰的祭献。异教徒的命
运自古凄惨，然而我们“为王前驱”，以一个小小的我为我们的时代
做一个诠释。在叶航身边的是陈晓峰，瘦瘦的个子，深邃的目光，显
出几分无畏和哲理。叶航请我随他们一同到西湖边上去会谈。于是，
我们来到了一公园的僻静处。

四周漆黑一片，冰冷的风从湖面上强劲地吹来，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
的脸。稍稍寒暄后，我直截了当地向叶航提出不要再做回锅菜了，我
们的刊物应该以启迪民众、宣传民主、铲除产生“文革”专制独裁的
土壤为目的。叶航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同意我的观点，提出要请我加入
《四五》月刊。我也答应了。叶航当时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没有
太多的时间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我加入《四五》以后一下子就忙碌开
了。我有意识地把民主墙下的积极活动份子吸收到《四五》月刊中
来。其实，当时《四五》月刊内已经是人才济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
叶航的朋友们，还有聂敏之、施国翔、朱惠良、叶崇武、毛庆祥、沈
宏、徐涛、夏连忠等等（这几位大都是在文革中久经考验的、在原来
的派系斗争中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
终于看到了社会的症结所在，毅然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对于各类
人才我兼收并蓄，根据他们的特长──设立理论组让智囊们切磋探
索。记得理论组是由陈晓峰负责的。会写的进入写作组，根据智囊们
的理论写出群众易懂的文章。我兼任写作组负责人。会说的，建立演
说组，定期、不定期的民主讨论会供他们挥洒自如，由王荣清兄弟负
责。不会写、不会说的安排在发行组，从事后勤工作和刊物的分发工
作。朱惠良负责刊物印刷，陈立群姐妹主动负责张贴与发行（其实她
们的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财务总管，由徐涛负责。我加入前，
《四五》月刊编辑部对社会公开的通信地址是“杭州市第4医院同心
干”（施国翔的太太在第4医院工作），有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并
留下联络地址。我提出根据读者留下的地址分片回访，通过回访为编
辑部进一步组织稿件，同时也扩展了力量。在具体操作上，为了便于
和读者沟通，我们在民主墙下设立了“民主信箱”，让读者把意见和
建议及稿件自行投放。每次开箱，我们都感动不已。许多读者给我们
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个别读者还每月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捐
给我们。陈立群姐妹、王荣清兄弟、吴闯（地力）、张冶达以及其他
多位积极份子的加盟，内部策略的调整，组织框架的搭建，使《四
五》顿然生色，一举成为杭州民运之翘楚。在柳浪闻莺某官邸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大家选我为《四五》月刊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我估计大
家是从几方面来考虑的：第一，我在民主墙发表的多篇文章已经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我的背景比较单纯，既不是叶航和他的朋友们
那样出身大干部家庭，也不是从派系中来，原有二方都对我感觉不
错；第三，我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已由事实证明比较强；第四，当
时，接连出刊的《浙江潮》和《沈钟》刊物里有不少是我故友，他们
都比较给我面子，我的出任有利于相互间的协调。

期间，返城知青在王荣跃、沈建明等人的带领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活
动。他们游行、静坐、绝食，要求废除“上山下乡”政策，要求返回
故土，要求落实生存的权利。当局也以强硬态度对待他们，矛盾日渐
激化。接连数天，愤怒的知青在湖滨路十字路口集会。参加的知青人
数之多，交通为之堵塞。为保护《四五》月刊，保护王荣跃的人身安
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写纸条告诫王荣跃把游行集会安排到少年宫
去。但是，从众法则已经使知青队伍无法驾御。王荣跃被捕。在受审
时，问及我在知青活动中的行为时，王荣跃出示了我的纸条，我们都
得以幸免。

记得在知青第一次湖滨集会时，王荣跃在岗亭里演讲。我站在他旁
边，尽可能保持冷静，维持着周围的秩序。集会结束，我走下岗亭，
被人群密密地围住，无法脱身。在紧急中，朋友刘志群挤过来，把手
上的自行车钥匙交给我，并帮我挤出人群去，轻声约我在孩儿巷见
面，就让我跨上车走了。到了孩儿巷刘志群的家，里面坐着一大批
人，都是刘的朋友，如胡天马、卓刚等。他们都很年轻，向我提出要
参加《四五》月刊。我以前也认识他们，都是一些特具艺术气质的好
青年。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政治迫害非常残酷，他们还年轻，希望他
们不要加入进来。如果他们有意见想发表，可以向我投稿。或者，他
们自己出一份刊物，尽量温和一些。以后，他们果然出了《萤火
虫》，很有特色，很温和，可读性很高。但是，最后当局仍然没有放
过他们。刘志群被迫从单位辞职。当知青请愿达到高潮时，我们在岳
王路附近的某位民运成员家开踫头会。有人介绍来两位青年人，其中
一位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带着一种军人的气质。他自我介绍叫杨晓
雷，在杭钢焦化分厂工作。他非常热情，滔滔不绝地谈了对民运的一
些看法和建议，并表示愿协助我做一些具体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杨
晓雷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他和另一位民运成
员徐国强（笔名马列兵，当时是杭州印染厂职工，为民运呕心沥血，
不幸早逝）病恹恹的样子刚好形成对照。在我离开《四五》编辑部
后，杨晓雷一直成为民运的中坚力量。另一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
朱惠良，一副憨厚的样子，讷于言辞，人缘极好，办事踏实，社会活
动能力很强。当时《四五》的刻印和发行工作几乎都是他包揽的，一
直到具有一手刻蜡纸和美术绝活的吴水泉兄妹加入。

接连几天的集会，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上海的民运人士龚星南正
好在当时来杭州。他主动找到我们，约我们去上海与上海的民运人士
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互补优势，使沪、杭两地的民运形成合力。
我们编辑组全体人员欣然同意。

1979年2月初，叶航、陈晓峰、毛庆祥、徐涛和我一行数人，前往上
海。龚星南陪着老乔等几位《人民广场》的民主活跃份子到车站迎
接。我们一下车就被“条子”（便衣）盯上了。但是，由于我们一直
提倡体制内改革，一直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我们很坦然，
按计划和各民运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并由上海方面安排在复兴
公园内的茶室里作了较大规模的会谈。大家就民运在中国的存在必要
和发展方向作了积极探讨。我们介绍了杭州民运的发展状况。最后，
根据上海民运人士偏长演说、杭州民运偏长文章的情况，我们邀请上
海方面有机会来杭州演讲，而我们则为上海提供文章。这天，我记忆
最深的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小伙子，白皙瘦削的脸，戴着眼镜，个
子不高，很文静，总是问我一些具体问题。在我们互留通信地址时，
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傅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