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千姿百态，相继出版，一改中共建国后
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造神之苦的人民以清新氛
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是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
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
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
性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

《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介绍了陈尔晋撰写的10余万字理论著作《论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该文在今天看来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
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是难能
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全文刻
印出版它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
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
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万余字《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
命》一文。

《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100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
求加印。为此我与朋友们又紧急加印了100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
些讨论文章。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
的文章。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我有意专
题介绍一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
化大革命》一文。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
在当时却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我与维邦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
息。当时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
来友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
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
《理论旗》上发了一篇社论呼吁团结，并未实际参加工作。不久，我
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
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
而采取刊登马恩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
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陷于难境。


三、筹组学社，出版《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建工
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
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昆、
薛超清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一个组织来推动民主运动的条件已
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
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起草
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后经多次会议商讨，选举了学社领导
班子──理事会。我因当时已被当局监控，为确保学社的生命力，故
推荐为学社筹建作了大量工作的邢大昆担任负责人。学社理事会下设
组织组、秘书组、通联组、财务组、编辑部，由学社理事会成员分别
领导，同时出版社刊《志友论坛》。

学社的领导成员有：

　　邢大昆：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和对外总联络人。
　　胡海东：主要负责秘书工作和事务工作。
　　牟孝柏：主要负责财务工作。
　　李协林：主要负责通联工作。
　　薛超青：主要负责编辑工作。
　　张霄旭：是学社最年轻的干部培养对象。
　　牟传珩：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理论工作

学社所有成员来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记手续。一切筹备工作就绪，我
们便在青岛四方机厂图书馆举行了学社成立大会。那天共有正式成员
30多人，并有不少社陀囿友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大会开得热情扬
溢。会上大昆做了工作报告，我也做了发言，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标志着青岛民主墙时期第一个公开、独
立的民运组织诞生。青岛民运从此走上了组织有序的活动阶段。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开放、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
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传递民主信
息，促进人权发展，抨击时弊，伸张正义，以扩大学社的影响力。学
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间
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同时，以学社的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
例如，通过公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以
强调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
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
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利用业余
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其艰苦、特别
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外，我们相当重
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主运动延续不
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国民刊运动渐趋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主运动十
分活跃，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为代表的进京请愿运动。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院也沸腾起来，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
动。加之全国民刊协会已经成立，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
会。当时，著名民运人士陈尔晋已在北京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
《人才杂志》编辑部，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邀我进京考察北大学
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临行前，我将《理论旗》与学社工作全
部交代给邢大昆，并与维邦匆匆告别（为他带了三封信）。

进京后，尔晋先请我在一家不大的餐馆吃了顿涮锅，而后在照相馆合
了张影。当时我们经济很紧张，这也算是一次破费了。尔晋在京暂住
东郊一处生物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我也同他一起住在那里。记得当
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
森。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以至于我们
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往返百余里，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
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广泛与代表
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
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那时，北京学生方觉等正在起草《出
版法（草案）》，并商议我可不可以代他们在山东征集公民签名。我
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应。我在北
大待了四、五天，直到胡平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论。那天
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与胡平仓促见了一
面。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
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
闻媒体记者都在。

胡平在校属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
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
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印象不错。我
回青后就竞选活动写出详细调查报告，发表在《志友论坛》第2期
上。

我在北京期间日程安排相当紧张，除要考察北大学生竞选，还与在京
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见了徐文立，他原是《四五论
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继而又见了吕
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记得有一天我应
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协调会。入会者有扬清、马淑
季、沙裕光、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10几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刊
物。会上，我应邀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也就在
这次会议上，我提出建立“三条线”的构想（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
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审查这“三条
线”）。

此外，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为讨论陈尔晋理论与河北王一峰
通信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后，特意前往保定与他会面，并从
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归来途中，我又顺路到天津探访了汤戈旦、吕
洪来、刘士贤等诸友。大家相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只可惜全
被公安当局查抄。汤戈旦知我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刊物，当
即交我《评“中间状态”》一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后来我每到天津，都要与汤老畅谈。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原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当时他在经济理论上的深度是首屈一指的。

我在天津待了两天后返回济南，来到山东师范学院。该校学生会一位
干部周国柱，是我在建设兵团时的一位老战友。当年我是右派子女，
难逃“知青”厄运，中学时代便负笈从师，驻守泰山脚下，常与国柱
等伙伴在岱庙茶馆论古抨今、兴诗诵文。两年后，我被抽调至青岛工
作，国柱被选拔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深造。我们长期保持联系。我从
事民运工作后，将各地民刊与民运信息传寄给他，由他在学校同学中
传阅。我曾为此去过该校，专门向他们介绍全国民运，也由此影响了
一些学生，导致了校院以诗朗颂为形式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山东教
委。后来他们也有意办一份刊物与我们呼应。我正是因此而由津抵济
与他们共磋的（这便成为官方指控我煽动学生“闹事”的一项罪
名）。但我的行踪被监控，国柱为此受到校方严厉处分。本来他毕业
被内定留校，但却因此而被分配淮坊师范。


五、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

秋去冬来，滨海岛城虽已雪花飘飘，但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学社朋
友们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除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更重视以组织名
义走向社会。正在此时，北大学生方觉将他们起草好的《出版法（草
案）》邮寄给我，希望我们代为广泛签名。我接到《草案》后，先是
寄了一份给济南的周国柱代为征名，接着便召集全体社员，专题开会
研究采取什么方案更有利于扩大影响、推动民运。会上大家积极性很
高，提出许多方案。我当时主张第一次搞这种活动稳一些，力求成
功，勿搞恼了当局，可采取张贴、分发、设点咨询答疑的方式进行。
但大昆等朋友们主张场面大一些，要出面演讲。我见大家热情可贵，
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但一定要找一处不影响交通、市容、营业等
各种可为当局干涉的场所，并要维护好秩序，严防破坏。后大家反复
协商确定在汇泉广场主席台下进行，时间为1981年元旦午时一点，演
讲人定为李协林、邢大昆。但后来李协林因工作抽不开，改为邢大昆
一人主讲。大家为此印制了许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学社”的名义向
市民说明召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目的和要求，呼吁市民踊跃
参加。公告制好后，学社成员为此提前10天，划分线路，分头广泛张
贴。

但事后几天，大昆突然找我商议，提出搞演讲不妥，希望按我原先的
意见办。我认为当时公告已广泛贴出，必须对公民负责，对自已的声
誉负责，否则学社便很难再开展工作了。但我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大
家，为此在我的一间小小单人宿舍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理事会，会上
我谈了自已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大昆思想也通了。会议的结果是
仍按公告办。

1980年最后一天，学社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为防变故，决定所有社员
第二天中午12点30分在到会场的前一车站会面，以便根据最新情况，
采取应变措施，集会完毕再到中山公园牡丹亭汇合。说来也巧，那天
夜里老天突然翻了脸，西风突起，寒气逼人，新岁凌晨刚至，我便被
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我顿感有变，急忙披衣开门，只见邢大昆神
色紧张地闯了进来，直言公安当局连夜传讯了他并找了他的父母，还
警告他元旦要抓人，不得外出。他问我怎么办？我沉思了一下，意识
到一场严峻的斗争不可避免了。于是便让大昆先回家休息，为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我决定明天由我一人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