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
人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走台湾民主化的道路，还是走东欧的道
路，或是走印尼的道路，或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这是一个很
关键的路线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流行的词汇“特色”，全称“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很多人喜欢这个词，盛赞它，因为它给中国带来了每年近
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有的人唾弃它，
因为这个词成了拒绝民主的借口，成了打着真理标牌的公开的谎言；
而对于民主派人士来说，则必须面对它、研究它，因为不揭露这个
“特色”的骗局，则专制不破，民主不立。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把目光停留在这个“特色”的虚伪性上，似
乎很少注意中国是否真的有某种特殊的东西，尤其是中国民主道路是
否真有某种特殊性这个很关键的课题上。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海地，
中国民主斗士也鼓动西方制裁中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孙中山在
海外组织政党，发动辛亥革命，于是有人简单地认为今天的民运在海
外仍能做类似的大事，给中国带来另一场变革。记得当年十万八旗骑
兵冲杀不到两万、拥有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其气慨的确可嘉，但结
果是惨痛的。

中国民主运动的路线是否对头，直接关系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途和命
运。

如果说我们从“农村包围城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能找
到某种积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民主道路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具
体地分析和判断中国的问题。

中国与台湾不同：台湾特别介意美国的压力，而中共却总是不吃美国
那一套。中国与东欧不同：东欧受西方文化影响相对较深，东欧共产
党的执政多出于苏联的拔苗助长，而中国却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共
也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共与波兰不同：波兰有保罗二世助阵，而
中国却什么也没有。中国与南非不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较宽松的
外交空间，而南非当年却是众矢之的。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前苏联有
戈巴契夫和叶利钦，而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利钦是谁呢？前苏联是先
改政治后改经济，中国是先改经济后改政治，而中国的政治改革遥遥
无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本有民主的基
因，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加封建专政。

由此可见，期盼通过外部压力是远远不够的；相信中共会主动进行政
治变革是缺乏现实的根据的。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
说：“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
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江泽民今年7月《在学习邓小
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三权分立，两院
制那一套”。中共专制的不妥协性在他们的言论中被一再印证，在89
年“6．4”则是血的印证。

长期以来，民运只能用发声明和公开信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在媒体上
反复炒作，有时与其说是民运高潮，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泡沫民运，
因为在国内的民众中缺乏真实的联系，在民众中很少有反响，无法掀
起大的波澜。

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出路在哪里呢？依我看，就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
人之身──以共产党之道还至共产党之身──，开展群众运动，根据
国内腐败猖獗、失业下岗增多的特点，发动反腐败运动和争取工人权
益运动，以群众运动为主导，辅之以国际压力和道德建设，用群众的
双手铸造民主。

一提到群众运动，一定会有人说，共产党的愚民宣传和严密控制决定
了民众无法同民众相结合。我认为这涉及到一个观念与方法的问题
──是眼睛只向着国际社会、还是向着国内民众？是时刻关注着外国
首脑的行程、还是紧密关注着民众的动态？是心里仅想着国际社会的
舆论、还是时刻想着国内民众的利益和所思所想？是认为国际压力
大、还是认为民众的压力大？──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甚至是一个
责任心与道义的问题。事实上，国内的罢工、游行和示威每逃诩有，
每个城市几乎都发生过。有的工厂大的游行示威还发生过多次。共产
党很重视这些问题。为何民运却反而不重视这些问题呢？却游离于运
动的边缘、显得无能为力呢？中国民主运动不与工人、农民等社会各
阶层人民的利益相结合，如何才能发展壮大？民运如何才能在民众中
获得威信？！

正是因为中共的愚民宣传，民主派人士最初只能以维护民众利益的方
式来发起运动。正是因为中共的严密控制，群众运动只能首先由尚未
暴露身份的民主派人士来发动组织。正是因为民众普遍对中共的统治
存在不满，群众运动充满机会和拥有无限力量源泉。正是因为中国社
会各种矛盾需要建立民主制度来解决，教育、说服和引导群众就成为
可能。正是因为中共镇压的严酷性，民主派人士只能以合法的渠道来
组织群众。正是因为民众有很多切身的利益问题要解决，民主派人士
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就会为民主赢得声誉。

在这方面，共产党的群众运动领导人邓中夏给我们做出了生动的范
例。

邓中夏以在工人中办识字班为媒介，宣传群众，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工
人俱乐部。最初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很少。后来邓中夏组织工人，严惩
了民愤极大的工头。工人们见工人俱乐部真能办事，为工人出气、替
工人撑腰，工人们纷纷加入俱乐部。工人俱乐部一下子壮大起来。可
见，群众运动是否能够发动起来，关键还在是否能为群众办实事。

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民主诉求，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
动力。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等社会各阶层人民是民主运动的主体。
在当今的时代，民主派人士以成立再就业培训班、希望工程劝募站、
回国投资等等形式为联系群众的载体，代表和维护民众的利益，民主
运动才能赢得威信、获得发展、得以壮大。民主运动在壮大了力量的
基础上才能真正谈得上与中共的互动。不要相信在民主力量赢弱的情
势下中共会发什么善心。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
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代的民
主运动依然面临着相同的考验，即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是否能发动
起一场稳健、扎实、渐进的群众运动。一场突发性的群众运动可能带
来的是第2个军阀割据。一场不知渐进的群众运动可能带来第2个
“6．4”。89年那场运动恰恰显示出群众运动力量之巨大，以及在群
众运动中民主力量所可能获得的迅速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89年那
场运动的结果也恰恰说明没有组织和坚强有力的领导，突发性的群众
运动是危险的。渐进的群众运动为民主力量的壮大提供契机，需要民
主派人士参与和领导群众运动而为群众运动把握方向。中国民主运动
呼唤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诞生一支制衡中共的民间力量，需要民主力量
的壮大来尽力避免社会危机总暴发时的社会失控、大动荡和大分裂。

放弃幻想，把根扎下来吧，因为稳健、扎实和渐进的群众运动是中国
民主运动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