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访日并没有取得他事前期望的成果。日本当局甚至拒绝像金大
中访日时对韩国所作的表示那样，对当年的侵华历史进行书面道歉。
这应该是“江泽民外交”迄今为止最大的败笔。且看江泽民如何承担
责任。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但造成了无数中国军民的死
伤，而且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这一段历史迟迟无法得到清算，
固然与日本文化传统当中的负面因素作祟有关，与其军国主义不甘心
退出历史舞台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的专制极权统治及文化当中的生命
观念有相当的关系。

日本侵华战争中杀人无数，但中共统治大陆的近半个世纪中杀人更
多。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潜意识中却将两种屠杀加以区别。按照这种逻
辑，日本人杀中国人是犯罪，而中国人杀中国人虽然不能说是“可
以”，却与前者有其“本质的不同”。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残酷地剥
夺中国人民生命的这个本质上，难道不是完全相同吗？如果有不同，
一个是对自己人﹑对本民族实施的屠杀，一个是针对外族或外国人的
屠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最初都
是基于保护内部的共同利益而形成或建立的，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
“甚至共产党杀共产党”，比较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
的屠杀，不是更野蛮﹑更落后吗？

在1983年前后的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胡乔木﹑邓力群等极左
派，挥舞棍棒，大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权观念﹑异化论等思
想理论，并给它们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时间搞得风声鹤唳。
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时候邓小平的大公子邓
朴方站出来讲了一句话，对解除这一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说：人
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人的差异性。据此，我们现在也不同意北京当局以
强调自己的特殊国情来拒绝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样的道理，侵华日
军和中共在屠杀中国人民的问题上，尽管有着许许多多的差别，但在
本质上﹑在对待生命观念上，两者的共同性是主要的，差异则是次要
的。也就是说，作为当时那段历史的主体，不管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还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的生命价值
观念是否都有某种值得反省的共同性的因素？

比如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的确犯下了不容饶恕的滔
天罪行。但是近年来海内、外各界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之下，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4,500万至7,200万之间。这个数
字不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数百倍之多，也超过了8年抗战的死亡人数，
甚至还超过了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在屠杀自己人民的行
为，与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施行大屠杀的行为，是否受同一种生命
价值观念所支配？日本侵略军在进行屠杀的时候，显然不把中国人民
当人看，杀一个人甚至不如宰一头牲口。而中共镇压自己的人民，受
制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同样可以是涂炭
生灵、草菅人命，而且在数量上比日本侵略军更有过之。在手段的残
忍性方面，仅从中共自己的出版物披露土改和文革的情况看，与当年
侵华日军区别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例如当西的“吃人”﹑北
京郊区的“活埋”﹑张志新行刑前被割断喉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
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中共的人权观念）倍受世界舆论谴责的一个重
要原因。一个在80年代末当着国际媒体肆无忌惮屠杀自己人民、并且
至今坚持死不认错的政权，把它拿来和半个世纪前进行南京大屠杀的
政权“相提并论”，不是非常适当吗？

日本政府如果彻底为南京大屠杀认罪，意味着对日本人生命价值观念
的一种否定，也就是对日本文化一种重要内涵的否定。同理，如果中
共承认屠杀自己人民的史实，不但意味着一种文化反思，更可能预示
着对现实政治的一种颠覆，也就是共产党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当然，
这种否定如果期盼将来有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不仅需要进行彻底的政
治体制改革，同时还要有一个文化配套的重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