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月10日《民主论坛》上赵小麟的文章，颇感震惊。我震惊于他不
了解情况而大发议论的勇气，以及他的逻辑混乱和语无伦次。他开门
见山就说：“国内民主党人组党，应该说走了一步臭棋”。但在文中
他又说：“我非常欣赏山东民主党在首次亮相时的作法：刘连军等人
首先就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在这里意味着，山东民主党人走了
一步好棋。他还说：“国内民主党在务实。”所以赵小麟开门见山的
第一句话就说错了。

赵小麟的长文非常空乏，除了对民主正义党及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加以
攻击外，并没有指出中国走向宪政突破口的办法。对于国内组党运
动，他没有进行认真严肃的分析，也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因
此，我无法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观点来对待。但是散见在长篇大论里
的一些论点和提法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值得加以商榷和
讨论。

赵小麟断言：“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问
题。”在后面，他又指出，中共的领导这一条是违反宪法精神的，
“有了这一条，中国的法律就成了老祖宗的法家之法、酷吏之法，而
不是宪政之法。”“使党高于法律之上，‘宪法’于是回到了封建社
会的法家之恶法。”“党大于法，那么法律就是党魁之言的镶金刻
玉：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无法保障”。

既然是这样的恶法，他总不至于要求全体人民去依这种恶法吧？但他
又把不依恶法的民众说成是“刁民”，进而把中国社会说成是“刁民
社会”。依了恶法变成了封建奴才，不依恶法又变成了刁民。赵小麟
究竟希望人们怎么办呢？

“有法不依”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许多法治国
家都存在。即使民主中国建立起来，这种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它绝不
仅仅是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权大于法”倒的确是中国“现阶
段”的问题，而且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大于法的是什么权呢？是一
党、乃至最高党魁的独裁权力。而结束这种独裁权力恰恰是中国走向
宪政的突破口。

我认为：要结束这种独裁权力只有两个途径，要么，通过和平的演
进，使共产党从超社会、超法律的力量变为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存在
和活动的一个社会力量，修改宪法，使宪法高于一切；要么，在民众
大规模奋起的革命中，废除独裁权力及其恶法，代之以民主宪法。

赵小麟不这么看。他说：“革命条件不成熟时，不应轻谈革命；修宪
条件不具备时，也不要妄言修宪。”他还论断浙江民主党人提出修宪
要求是“冒进”。他自己开出来的药方是：“辅助人民大众对政府机
关大打刑法、民法官司，直至违宪官司”。

我不否认，打官司对于增强原告、被告及旁观者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好
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向来很重视这一点。郭罗基的打官司就是一
个范例。

我不知道赵小麟自己是否打过或辅助别人打过这种官司。这两种经验
我都有过。

我被无理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后，对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起行
政诉讼。开庭时旁听的全是穿便衣的劳教所干部。法庭辩论后，连这
些旁听者都认为我应该胜诉。但结果还是维持原决定。

其他民告官的案例，我也知道有极个别是胜诉的。但就我国的现实来
说，极大部份是必然败诉的。而胜诉的也往往是由于有更大的权力加
以干预。所以依据我国的“法家恶法”打的民告官官司，一般产生两
种效果：要么，正义不能得到伸张，使伸张正义的愿望和勇气受到挫
伤；要么，通过攀关系、找后台，赢得了官司而对权力更增加崇拜。
总之，结果是对法律更深一步的失望。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得出结
论：法律是假的、不重要的，而权力才是真的、关键的。

试问：这能提升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吗？能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吗？如
果能，请赵小麟举几个实例给我们看看。如果据不出例子，我建议他
运用自己的才学，辅助国内的民众或民主党人打一个官司试试，作出
一个打破恶法的范例给大家看看，既教育民众，也教育我等“不懂民
主”的民运人士。

至于赵小麟把民事官司也列入“民告官”的范畴，说明他对我国的法
律所知无多。我愿意给他做一点“启蒙”工作。我国的官司有三种；
（一）刑事诉讼、（二）民事诉讼、（三）行政诉讼。唯有行政诉讼
才能归入他所说的“民告官”范畴。

赵小麟想用“打官司运动”来取代民主运动。倘若他的办法可行──
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就太简单、方便了；我们无需什么教育、科技、经
济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只消一个简单的计划就可以把中国带入
宪政民主的殿堂。那就是：大量培养律师，让律师“启蒙”和“辅
助”民众打官司。

很可惜，我迄今未闻哪一个专制制度是由民众打官司而发生转型或被
推翻的。

转了一个大圈子，赵小麟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我只能说“似乎
是”，因为在他的长文里面我找不到什么确定的东西）：中国要结束
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革命不行，改良也不行。只能等待精英给“刁
民”启蒙，辅助“刁民”打官司，把“刁民”调教成顺民以后，中国
宪政民主的大门就洞开了。真是“敢笑王策不丈夫”，30年不长，
100年还嫌短。

如果说经过20年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只是根本不能走向民主制度的
“刁民社会”，那么一百年前的中国只能算“野蛮人社会”了。而孙
中山那时居然还敢大谈民主，搞什么革命党，还妄图建立民主共和
国，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走了一步有世以来最臭、最臭的“臭棋”！
根据赵小麟的说法，孙中山不应该妄谈什么军政、训政和宪政，而应
该在大清皇帝治下先把“刁民”改造好再说。

赵小麟对不按照他的逻辑行事的民主正义党和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根
据道听途说的流言进行了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不值一驳的。由于
赵小麟说他不理解“民主党海外筹委们”，我愿意正面简要地叙述一
点民主正义党人的观点和立场。民主正义党人认为：

　　“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从社会角
　　度来说，这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政治领域里的革
　　命。”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界
　　线，朝多元化方面走了。但是它死死守住政治的一元化，还在阻
　　挡历史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革命是否要伴随政治革命
　　来完成呢？这不是从事民主努力的朋友可以决定的，这完全取决
　　于双方的互动。”（《前哨》1998年12期；下同）

　　“公开化与和平理性的斗争，从策略上来说，是在有限的空间里
　　的选择，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它要取得实效，完全取决于双方的
　　互动。如果这种良性互动始终不出现，那么这个和平理性的策略
　　就会失效。结果无论你反对与否，革命都终将发生。这不是谁选
　　择的结果。”

　　“中国民众到目前为止，对民主社会还没有切实的感觉，但不等
　　于中国的民众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台
　　湾民众就能够实行民主的权利，也并没有引起天下大乱。共产党
　　强调中国民众没有民主生活能力，如果是这样，也是共产党造成
　　的。是共产党剥夺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剥夺了他们正常的公民权
　　利。我认为公民本身会消除这样的恶果。我们希望和平地消除，
　　使民众有一个更好地参与民主生活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主要
　　选择不在反对派，而在共产党。”

国内民主党组党人士，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运用法律所保护的公
民结社权利及联合国两个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公民政治权利，提出组党
的诉求，正是选择了和平转向宪政民主的突破口。如果这个突破口不
能突破，下一个突破口就是政治革命。这就是结论！

目前，国内的和平突破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并没有因为中共镇压了三
位民主党代表人物而终止，踫到一些挫折是很正常的。我希望和平突
破宪政民主的进程能够成功，而民众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公民意
识，认知自己的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