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止了绝食，可我根本呆不住。5月18日，我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旁，帮助维持秩序。这时，有两名高自联的常委走到离我1～2米远的
地方商量问题。一个说：“西单路口被堵死了，救护车过不去。他们
派人来请求支援，至少要1、200人调去才行！”另一个说：“可我们
实在派不出那么多人来！有其它办法吗？”“没有！现在救护车都绕
着走呢，太耽误时间了！”这时我在旁边插话了：“这件事交给我
吧！我可以调1、200人前去，保证能疏通救护车通道！”他们俩都转
向我，一个人问道：“你有办法？你是哪个大学的？”我把学生证给
他们看。他们俩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都同意了，并给我开了张北京
高自联通行证，告诉我完成任务后，马上返回来，向他俩汇报。我仔
细看通行证，上面盖着“祖国万岁”的红色小方型印章。

我拿着北京高自联的通行证，找到两所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自
我介绍：“我是高自联的，西单路口被堵死，救护车过不去，你们学
校出100人，跟我去疏通救护车通道！”两个大学都同矣嗌人。这
时，我看到天安门广场西边有几部大卡车停在那。它们是给绝食学生
送后援物资的。我跑过去，把高自联的通行证给他们看，然后说：
“我是高自联的。西单路口被堵死了，救护车过不去。请你们帮助送
学生纠灿谟过去，疏通救护车通道！”四部车竟都爽快地答应了。我
又用白布临时制做了一面小旗，用毛笔写上：“北京高联现场指挥
部”，将小旗伸到车窗之外，做为开路用。路中央的市民和学生纷纷
让开路。我带去的150名学生，手拉着手，排成人墙，很快将救护车
通道疏通。救护车可以及时通过了。我临时指派几个人在现场负责。
自己则返回了广场。我向分派任务的两位常委简单介绍事情的处理经
过。他们表示很满意：“你很能干，就留在这里吧！”

第二天，我不知何种原因，北京高自联进行改组。改组名单由王超华
整理。在名单上，我被任命为北京高自联临时指挥部的临时总指挥。
这份名单经天安门广场广播站宣布，算正式生效。对我来讲，我只是
一个学生，没有任何经验。上任后，我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
该干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干！更不知从何处下手去干！就连最基本的
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的事都想不起来。

我写了一张纸条：“从现在开始，高自联通行证由我签发。临时总指
挥　谢万军”。我派人将纸条送到广场广播站，让广播站对外宣布。
很快广播站站长刘锐绍带着纸条来找我，对我说：“你们不能变来变
去。再这样变，我不干了！”旁边的人插话：“要拿出总指挥的权威
来，他不干就不干！”我没有采纳旁边人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刘锐绍
说的有道理。我只好去找王超华和翟卫民，问他们这事该怎么办？王
超华告诉我：“正在刻印章，以后用盖印章的，这样也好鉴别真假。
到时我们给你一打盖好章的纸，你可以用来发通行证，也可以用来调
用资金和物资！”我返回来后，告诉刘锐绍：“你是对的，我收回这
一命令！”我从他手里接回了纸条，悄悄塞在了衣袋里。

从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出我当时是多么不成熟。当时不少学生领导人
都有这种情况。一方面，确确实实发动并领导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民主
运动，另一方面又是少不经世，缺乏经验的学生。我们希望得到全社
会的支持，但排斥工人、农民、商人等阶层的介入。同时，又拒绝与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内部改革派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而且，没有总
体战略上的筹划，又形不成稳定的、公认的政治核心、群体。这使得
一些学生领袖被整个运动胁迫，只有带领整个学生运动前进的权力，
却没有调整整个运动方向、或决定运动暂停和撤退的权力。这使得整
个运动的战略目标与具体战术之间，出现严重脱节。这也是今天的中
国民主党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