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不同意见，谁来判定正确与不正确？这就是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
的集中。民主集中制是对民主原则的最大的歪曲。

民主本身本来包含着集中。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是民
主又是集中。而民主集中制则是确立一种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的力量
来执行“集中”的职能。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变了质，只是有权
发表意见、无权作出决定。决定权在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的“集
中”。

专制主义是没有民主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专制集中制的不同就在
于允许人民发表意见，然后由民主之上的集中作出决定。所谓集中，
是集中“正确意见”，不是多数意见；如果由多数意见作出决定，就
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而所谓“正确意见”，又是符合集中者的
意见。专制集中制即官僚集中制，人民连意见都不许发表，直接由官
僚和君主作出决定。专制集中制是直接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同它的区
别只是间接集中制，也就是多一道“发扬民主”的手续，再进行集
中。或者说，是以民主为手段达到集中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了话，可以听，也
可以不听。毛泽东说了，“好话坏话都要听”。也只是“听”而已，
既然要集中“正确意见”，就不包括已经被断定为“坏话”的话。而
且，有权让人讲话，也有权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就集权，这是专
制；让人讲话再集权，不过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下的民主，是一种
无权的民主，类似于清朝官僚张之洞所言：“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
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劝学篇．正权第
六》）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祈求“开明专制”，其实，固已有之，何
必祈求？毛泽东、邓小平比起慈禧太后来，都是“新权威”。在“开
明专制”下，人民不能“揽其权”，所以无法保证它开明下去。只要
是专制，从开明到不开明易如反掌。1978年，邓小平说：“过去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
太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4页）可见，民主集中制中“民
主”和“集中”不是不可分离的，“集中”离开了“民主”，就成为
直接集中制即官僚集中制。“离开民主讲集中”，算是讲对了，就是
没有民主只有集中。邓小平却说成“民主太少”，不合逻辑，乃掩饰
之词。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如
果民主能够作出决定，就不需要“集中”了；所以“民主基础上的集
中”意味着“集中”可以否定民主。如果民主作出的决定能够实行，
也不需要“集中”了；所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意味着民主必须屈
从于“集中”。从具体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没有民主
只有集中。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具体化为“个人服从
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少数服
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不是制度。作为制度来说，就是“个人服从组
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层层服从，集权中央。对
人民、对党员、对下级可以发扬民主，但政府、组织、上级代表集
中，人民服从政府、党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也就是民主服从集
中。一个民主的机构、民主的社会，必须具有自上而下的渠道和自下
而上的渠道，往返流动，上下通气，才能舒筋活络，生机勃勃。服从
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行使的自上而下的机制，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还必
须行使自下而上的机制，这就是监督。领导者同时是被监督者，被领
导者同时是监督者。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层层服从，只是体现了自上而
下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
而不能不是一种片面的组织制度。只有同时实行党员监督组织、下级
监督上级、全党各级监督中央，才是全面的组织制度。

普遍的利权、平等的利权都是完整的利权。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将利
权分割。一些人只有发表意见的利权，没有作出决定的利权；作出决
定的利权交给了另一些人。没有作出决定的利权，发表意见的利权也
往往得不到保障。利权不仅是普遍的、平等的，而且还是完整的。实
行民主就是维护人的或公民的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利权。

维护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利权必须强调“人”，而不是强调
“国”。“5．4”民主启蒙的局限性就是仅仅将民主作为救国、爱国
的手段，没有进一步指出救国的根本是救人、爱国的根本是爱人。提
倡爱国而不同时提倡爱人，代表“国”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
地位，形成“人”对“国”的依附关系，就会导致人的利权之丧失。
以至高无上的“人”代替至高无上的“国”，利权才有保障，民主就
会到来。

100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第一，反对不民主
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谈论民主
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
这两条教训，还值得当今新一轮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
深思、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