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搬家──向公安局要生存权

11月16日，这是一个让她难以忘记的日子。一早，她叫醒女儿。两人
带上换洗的衣物和洗漱用具。她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公安局可能对
她们母女采取极端措施，抓她们母女去坐牢。

她无所畏惧。

她带上圆圆。每人背上一个塞满衣物的包裹，出门叫上车，径直来到
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门前。

走到大门前就要闯进去。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拦住她。

她说要找苏仲祥。工作人员问她什么事。她说“要人权。要生存
权。”

工作人权死死拦住她，不让进。

她就面对着公安局的大楼，歇斯底里般地大叫起来：“苏仲祥，你出
来。我问你，为什么要逼我走投无路。你们共产党的人权在哪里？我
的人权在哪里？为什么不给我人权？”

大街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得到消息的外国记者也来了。

张凤颖的父亲是天津公安局的技术人员。从小在公安的圈子里长大的
张凤颖对公安人员本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甚至曾经有过当女公安的
梦想。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此生会以这样的身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与
公安局打交道。

一个穿警服的人走出大楼，来到张凤颖面前，自称是苏仲祥的秘书，
请张凤颖到里面讲清楚。围观的人说：“在这里说清楚。”

在公安的劝说下，张凤颖走进公安局。

在众人的围观下，在张凤颖同公安局工作人员的交涉中，圆圆始终站
在一边，紧紧地跟在母亲的身后。张凤颖一时也忘记了圆圆。等她想
起来，看见圆圆在自己的身边。

圆圆低声对她说：“妈妈，我坚强损？”

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在公安局人员面前无所畏惧的张凤颖，紧紧抱
住女儿，说：“圆圆，你终于长大了。”

七次搬家──争取到的安全感

张凤颖母女的境遇的被公开，显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对
这对孤苦伶仃母女的刁难，有点得不偿失。既然张凤颖豁出去了，问
题公开了，公安局就不得不放弃这种简单的做法了。

几天后，张凤颖母女被公安局安排到了通县扬富店43号一处农民房
内。

这间房子，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屋顶漏雨。但是，这是张凤颖所能
住的最为安全的房子。至少，他们不会提心吊胆，害怕警察来敲门，
被赶出家门。

住进去的当天，张凤颖对圆圆说：“如果我们不到公安局去争取我们
的权利，我们还会被他们到处驱赶。这个世界有好人，但也有坏人。
对坏人决不能屈服。”

住所安定后，圆圆上学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圆圆终于又回到了学校。

八次、九次搬家──“共产党还是讲人权的”

1993年，公安局又安排她们到通县杨庄60号。

一直至19095年，北京市政府才拨出专款，在通县杨庄小区为她们母
女买了一处居民楼中两居室房子。

从此，任畹町母女告别了无家可归的动荡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空
间中生活下来。

分到房子后，市局的负责人到监狱同任畹町谈话。他问任畹町这样一
个问题：“是谁解决了你家庭的安居问题？谁给了你房子？你看，共
产党还是讲人权。而且，这个世界谁还能给你这种生存权呢？只有共
产党。”

没错，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给了任畹町这样的人权。只有共产党
能给任畹町这个人权。共产党真好。

但是，张凤颖永远记得她人生经历的那一段时光，还有她对孩子的歉
疚。任晓远永远也忘不了那段动荡的日子，忘不了那令人心惊肉跳的
砸门声，忘不了警察那肆无忌惮的呵斥，忘不了那每半月就要搬一次
家的日子。

而且，任畹町妻女的流离失所的悲剧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结束，还在
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演着。──因为，被中共内控的不只任畹町一
家，受到生活迫害的也并不止任畹町一家。这是更为现实的现实。

张凤颖深刻地理解什么叫生存的权利，而更多的人正在体味着什么叫
“生存的权利”。(19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