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0日，中共当局终于动手了。浙江的王有才、王东海、林
辉、祝正明、朱虞夫、王培钊、程凡和吴高兴等20多人，先后被公安
逮捕。这就是著名的“7．10”浙江民主党事件。几乎所有国内、外
的民运组织和个人都空前地团结起来，动员一切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
和舆论力量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捕的浙
江民主党成员。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面对国内外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的激烈反弹，中共当局被迫做出适当
让步，逐渐释放了大部份被逮捕的成员。到8月22日，还有王有才、
王东海、林辉、朱虞夫和祝正明五个人仍被关押。营救“7．10”事
件被捕人士的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被关押的五个人的命运仍
令人担忧！国内外的民运朋友都在拼全力进行营救，因为大家都明
白，每过一天，他们五人面临的危险就多一分！

8月22下午，我从我母亲家出来，边往自己家走、边陷入沈思：我该
做些什么呢？我忽然想起1989年的情景，想起那波澜壮阔的绝食场
面。绝食活动是所有和平抗争方法中最极端、最激进、最危险，同时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对！进行绝食抗争！”我暗暗下了决心。说做
就做。我来不及细细考虑危险和后援问题，未等到家，就先转往药品
商店。我对售货员说：“买10瓶葡萄糖注射液，5瓶巳化钠注射
液！”售货员问道：“还要一次性输液器吗？”我摇摇头，带着一箱
子药品回家了。

晚上5点多钟，我给卢四清打个传呼。电话很快覆了回来。卢四清问
道：“你是万军吗？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是万军，通知你一件事！”

卢四清说：“好！你说吧！我正记着呢？”

我照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念了起来：“我宣布从98年8月22日晚上7点开
始，进行绝食！”

电话那头的卢四清好像很吃惊，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什么要求
吗？”我答道：“抗议当局镇压浙江中国民主党，要求释放所有因申
请注册中国民主党而被逮捕的异见人士。”随后我又拨通了秦永敏的
电话。我仍照事先写好的纸条念了一遍。秦永敏似乎很生气：“你怎
么竟搞89那一套？你妻子和孩子在旁边看你绝食，她们受得了吗？”

我答道：“他们回东北了，不在家！”

秦永敏说：“你又不是在公共场所绝食，下不了台怎么办？发生意外
怎么办？你死了怎么办？”

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秦永敏的语气缓和了下来，说道：“我不是生气，我是关心你，为你
好。有你这些经历的人，在国内民运圈内并不多。你对民运很宝贵。
民运只讲奉献、不讲牺牲。我不希望你去冒险牺牲。这样吧，我替你
做主，改为48小时绝食。”

我匆匆赶在7点钟前吃点东西，然后，把10几瓶注射液摆满了床头，
把电话机、短波收音机都挪到了枕头边上，绝食开始了。

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胡江霞。她说：“永敏刚刚打来电话，说你为救
有才他们几个，进行绝食。我们很感激。我代他们谢谢你！谢谢！”
随后，徐文立、任琬町、林牧、林信舒、程凡等许多民运人士都打电
话来慰问。第2天上午，卢四清打来电话，告诉我：“今天早上香港
《翡翠电视台》报导了你绝食的消息。另外，浙江的叶文相、吴高
兴、傅全、也宣布从今早8点开始进行48小时的绝食。你要多多保
重！”

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王炳章、庄彦、徐水良、连胜德等也纷纷打来电
话慰问。在电话里，我对庄彦讲：“我这次绝食也许不会坐牢，但我
长期从事民运活动，迟早有一天会去坐牢的。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
年仅六岁的女儿。她常年患哮喘病，最重时，靠输氧气抢救。为孩子
的病，我和我妻子操碎了心，也耗尽家里的绝大部份积蓄。如果有一
天我去坐牢，靠我妻子那每月400人民币的工资，孩子根本看不起
病，不得不等死。到时，我希望海陀囿友能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

绝食第1天，我没有感觉太饿。第2天，我开始饥饿难耐。挂钟上的指
针好像比平时慢了许多，想睡也睡不着；刚进入朦朦胧胧状态，就被
电话铃声惊醒。因89年绝食遗留下来的胃疼病，好像又犯了。我吃了
几片常备药“胃复安”，胃痛才稍微减轻些。我靠大喝葡萄糖注射液
来抵抗饥饿。每喝一次，能维持几分钟。但我又不得不频繁地上厕
所。饥饿难耐的极限刚刚过去，饥饿感好像消失了，停止绝食的时间
也已到了。我晃晃悠悠地爬起来，感觉头重脚轻，头也疼，胃也疼。
我一连冲了3把豆奶粉，喝了下去，再躺在床上休息。几个小时后，
头疼、胃疼和头昏的症状都减轻了。绝食活动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