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相对人权论”进一步暴露就是“多种人权论”。他自己明
白地讲了出来：“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在
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要全世界都接受一种人权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8月9日）那就是说，世界上存在多种
人权；中国有中国的人权，美国有美国的人权，俄国有俄国的人权，
法国有法国的人权，……。各国有各国的人权，等于没有人权，只有
邓小平所说的“国权”。为什么会有多种人权？江泽民的理由是“在
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是否有一种观点就有一种人权？人权的
存在是客观的，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是人们对人权的主观认
识。主观的认识怎么能代替客观的存在？对人权的主观认识有正确与
错误、全面与片面之分，正是根据客观的人权实践才能检验主观的认
识。江泽民的“多种人权论”主张有一种观点就有一种人权，正是为
错误观点与正确观点、片面观点与全面观点争取平起平坐的资格。

中国政府的一切努力就是消除共同的、普遍的、绝对的人权，以逃脱
国际舆论的管束。

中国政府的“相对人权论”、“多种人权论”在观念上的错误是两
条：

第一，以为法律规定的利权就是人权的全部，这是以实有人权否定应
有人权。所以他们只承认相对人权，不承认绝对人权。

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中说：“需由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对人权制度予
以确认和保护。”这句话没有错，由此得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
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中国的人权状
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11月1日），这就错了。需由
国内立法予以“确认和保护”，首先必须承认被确认、被保护的东西
的存在，否则“确认和保护”什么？可见，需要“确认和保护”的人
权是高于国家、先于立法的。这就是应有人权。应有人权的存在和应
有人权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内立法不可能穷
尽应有人权的全部。应有人权通过国内立法转化为实有人权，这才是
“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实有人权非但不能取消应有人权，正
是要用应有人权为标准去衡量规定实有人权的国内立法的优劣。有些
国家的法律规定妇女没有选举权。难道妇女“本质上”就该没有选举
权？只能说，这种国内立法不符合应有人权。别人不能强迫这个国家
改变歧视妇女的法律，这个国家也不能禁止别人根据应有人权来批
评、指责这种法律。

第二，以为法律上规定了就是事实上做到了，这是以实有人权代替现
有人权。他们自己违反自己了，在这一点上，强调的是抽象人权，而
不顾具体人权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论证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显着成就”、“巨大
贡献”时，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列举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上规
定的实有人权，只是可能实现的人权，并不等于事实上享受到的现有
人权。中国的宪法并不缺少有关人权的规定，缺少的是事实。而且中
国的政府行为常常违反宪法的规定、践踏公民的人权。宪法规定了结
社自由，但公民组织的民主党却遭到镇压。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但
公民信仰的法轮功却遭到取缔。这就是中国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权。白
皮书中写道：“中国法律对犯罪在服刑期间应享合乎人道的物质生活
待遇和监狱、劳动场所管理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文明管理，都作了明
确的规定。”（同上）只是“明确的规定”而已，执行的结果，事实
如何？事实是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经常送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报
告，而中国政府又拒绝国际人权组织的视察。如果中国政府在逻辑上
是一贯的，强调具体而否定抽象，那么应当承认法律上规定的抽象人
权是不算数的。在这个场合，他们又用法律上冠冕堂皇的抽象规定来
掩盖生活中见不得人的具体事实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总是自相矛盾，
不能自圆其说的。

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是蔑视人权、侵犯人权。中国政府的人权理论是为
了掩盖和歪曲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如果不在实践上作出改变，不可能
纠正观念上的错误。但是，分析歪理也有助于揭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