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插队8年，目睹知青为返回城市，称得上不择手段、无所不
用，而且决无犹豫、压力和顾虑。有女知青相互把风守门，轮流以肉
体与干部交易，以换取工作或是上学的机会。有男知青装疯喝洗脚
水，甚至自残或者搞出各种疾病，为的是可以病退回城。至于拍马、
溜须、拉关系、送钱、送礼、买捷径、乃至竖搅横赖搞得神鬼不宁，
则是绝大多数知青都会几手的雕虫小技。说到底，如此不顾脸面尊
严，为的无非是逃脱农村户籍重回城市作人。

中共掌握中国政权之后，中国人只要爬出娘胎，就被户籍制度分成了
三种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吃原粮的乡下人、没有户口粮油供给的
所谓“黑人”。没有户口的“黑人”需要另外撰文讨论。所以本文只
简单讲讲农村户籍。世界上另一个古老国家印度，有一种广为世界非
议的不公正制度，是按照姓氏和血缘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贱民制
度。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贱民制度是历史的遗迹，是利用神话衍
绎出来的阶级压迫。而中国将人民固定为城乡贵贱的等级制，则是中
共执掌政权后的统治创举。户籍作为一种人口登记和管理手段，在中
共统治之前早已存在中国。类似的人口登记管理，在世界一些国家也
有。但这些登记管理不限制城、乡居所和工、农身分的自由变动。中
共的创举在于：户籍不再是单纯的登记管理手段，而成为生死难逾的
权益等级。这里必须提到和反讽可笑之处是：中共信誓旦旦的目标，
却要消灭一切阶级不公。

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的森严，对人身和权益的决定意义，可以说
一生系于一张卡片。人生权利和际遇好坏、大小、有无，全凭户籍卡
片一言九鼎决定。人们只有乖乖地充当螺丝钉。党拧在哪里就是哪
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第一任务，粮油供给不
再是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唯一渠道，工作也不再由政府统一控制和分
配，户籍对人生的决定作用也相对减弱一些。但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
的制度，户籍仍然将人划分三、六、九等，先天决定着城、乡民众人
生的命运好坏、机会多寡。

工作上城、乡有政策性歧视选择。如北京就明文规定，外来人口，即
农村到城里打工的人，即使售票员都不允许他们染指；实际限定在只
能干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等苦、脏、累、有
毒、危险工作了。倘若进城打工的人一时幸运，自己办起饮食等营
生，北京还可以让他们腾岗清退，转给北京人承租经营。但是横征暴
敛民怨沸腾的乱收费、乱摊派，农村却是不受保护的灾区。交不起的
抢粮、拆房、拉牲口，屡见不鲜。据说60年代城里人享受的社会服
务，已经高达每人每年数百元，却无人知道国家财政花费在房屋、道
路、交通、饮水、通讯和环境保护改善方面的钱，今天每个农村人口
每年能分上几个钱。

农村人口要想进城居住，先要掏得出来沈甸甸的存款。北京、上海乃
至大大小小的城市，白纸黑字讲明居住权身分转换花钱买，少则1
万、多则10万，能够吓死一般农民。否则想要买间北京东西城的商品
房，也会遇到不许外地人购买的限制政策。当不成北京人，北京公共
交通的月票不许买，居住用电多交一倍钱，甚至来信邮件居委会要额
外再收手续费。

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和歧视，使农村子女开始就落居恶劣不公的起跑点
。农村学校极为简陋匮乏。师资和其它条件都远远不如城市。但是
农村子女升入城市高中、大学，分数等方面的要求却远远高过城市。
这就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村子女的机会。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的年幼子
女，想得到城市入学的机会，必须交城里人子女的5、6倍费用。这迫
使工作恶劣、收入低薄的父母，无法让子女留守身边在城市上学。

农民身分所受侵犯、歧视最为严重恶劣的，是到城市打工、连人身自
由安全都缺乏保障的人。他们常常遭受毫无道理的抓捕、收容和遣
送。去年中共建政50周年前，单单在北京一地，有上百万农村打工者
被强制离开，或是遭到警察抓捕、收容、遣送。许多被收容、遣送的
农民，遭到粗暴虐待和强迫劳动，甚至被公安民政部门卖身为奴，深
陷死亡危险或者肉体精神创伤累累。中国报纸报导的陕西潼关19岁农
村青年郭永利，就是到西安打工遭逢了如此恶梦。

贱民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在经济、政治、人身方面有明显的制度性
的剥夺和欺凌；而且，这种剥夺、欺凌的原因仅仅由于出身成分。中
共通过户籍制度对农民的剥夺、歧视、欺凌，事实证明完整地具有上
述这两个特征，是名副其实的当代贱民制度。老娘的户籍决定着儿女
命运的贵贱优劣。一旦不幸老娘是农村户口，实际上就被归入了贱民
等级，无数的权益、福利天生绝缘，剥夺、凌辱却如蛆附骨，终生难
以摆脱。这是中共最为不公和严重的人权侵犯。10亿农民仅仅因为农
村户籍，各种现实的权益和人生的机会就惨遭剥夺，并且倍受歧视和
欺凌。所以要争取中国的人权发展建立，铲除户籍制度对人身成分的
强制、对权益和机会的侵犯剥夺，是必须首先正视并致力解决的课
题。(20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