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6．4”是否错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6．4”搞错了：如果学生们不搞“6．4”，中共党
内部的“民主派”就不会下台，就会给中国老百姓赏赐一些“民
主”。类似地，还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搞错了，应该按照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的君主立宪方案，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这些看法应该说是片面
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人民争取来的，并没有统治
者主动放弃权力、赏给人民“民主”的先例。苏联人民一直就有民主
化的要求。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只不过是顺应苏联人
民的民心，而不是给苏联人民以赏赐。蒋经国在台湾搞民主化也是顺
应台湾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给台湾人民以赏赐。当然出现戈巴契夫、
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对民主化的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但戈巴契
夫、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可遇而不可求，中国人的民主化不应建立
在等待中国的戈巴契夫的出现这样的偶然机遇上。如果中国永远出现
不了戈巴契夫，中国的民主化就永远实现不了吗？

奴隶要求解放，不能寄希望于开明奴隶主的出现。当然踫到开明奴隶
主最好，踫不到也不必苦苦地等待。中国的民主化可以呼唤戈巴契夫
这样的开明人士，但也决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大救星”来拯救我们。
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
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作法不得人心。大学生们“6．4”时提出为胡耀邦
平反、开放言论自由、要求共产党进行民主化改革，并没有什么可以
责备之处。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当时是北大的学
生，我也会参加游行，也会参加绝食。当然一些“学生领袖”号召用
激烈的手段和政府搞对抗，是有欠妥当的。梁启超当年批评孙中山等
人：“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
已”。梁启超指责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
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是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
革命家”。“6．4”是不是有这样的“远距离革命家”，我不敢肯
定。但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

从总体来看，“6．4”运动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中国未来之前途的一场
孤军奋战，和康有为、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一样，虽然是一场失败的
运动，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五、中国的民主化前途

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是打倒、消灭共产党，它必然会受到共产党
的拼死抵抗，最后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台湾民进党之所以能用和平
的方式争得政权，非常重要的就是民进党的目标不是打倒和消灭国民
党。如果民进党的目标是打倒和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必然不惜使用武
力拼死抵抗，绝不会轻易把政权交给要消灭他们的人。

所以中国要想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只能走非暴力运动的道
路。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承认共产党并不是坏
人，只是他们的想法和作法有错误。中国民主化的目的，不是打倒共
产党，也不是解散消灭共产党，而是改造和改变共产党，使共产党变
成一个可以在民主国家中与其它政党和平共存的政党。只有让共产党
人可以体面地走下政权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不流血的民主。

不过，中国民主化的第一步，只是实现执政“精英”之间的民主。要
想在中国彻底解决人民大众的身分贵贱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实现真正
的民主人权，恐怕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