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谈到柏拉图的《国家篇》时曾有这样一句话：“柏拉图认为诗
歌是有害的，而我则认为拿破仑的工作是有害的。”诗歌的害处在哪
儿？我想一定是诗人们赞美绚丽的朝阳却不把它比做领袖，渲染瑰丽
的晚霞却把它说成是政府。即使不全都如此，那也是因为他们把大海
描绘得太蓝，把姑娘营造得太美，使人们对美有太多的分辨能力，而
不象柏拉图老头手指头下的《理想国》。那里的臣民都在忙着高举柏
拉图的伟大旗帜，奔向永恒。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同意罗素的说法，尾
随在诗人的后面，而不是拿着一支枪跟拿破仑走。因为我喜欢姑娘和
那沁人心肺、流遍全身的海风。当然这得在一个没有漂着塑料袋、卫
生纸和屎橛子的海滩。为此，我不惜带着冒犯拿破仑的危险。

如果说在诗人和拿破仑之间我还要考虑选择的话，那么柏拉图的理想
国我是连考虑也不考虑的，就是不去。因为我知道，即使我不写诗，
他也会把我当成异类。

庆幸的是，这位老人早已驾鹤西归了。可是他的衣钵传给谁了，我却
搞不清；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决不仅仅是传承至公元6世纪的罗马。

不过《理想国》不是柏老头的专利。我们的老祖宗也有“大同”。只
不过我们的“大同”在国外名气不大，更为谦和和缺少军事化；可是
在灭绝人性方面决不输给他们，况且在治理国政方面也更讲究“方
法”。就拿我们的仁政代表周公来说吧。他虽然没建成大同，也是在
努力完善“大同”的初级阶段，并明确指出该怎样去联系实际，切实
搞好周王朝的稳定。当时领导人姬胡的政令让百姓无法忍受。于是民
间议论纷纷。姬胡当然不喜欢言论自由，便使用智囊团与安全人员合
二为一的人物，建立了类似秘密警察的组织。当时他们的身分叫“
巫”。这些人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洞察民间思想，以便把不良的
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在前苏联解决言论自由的方式是把索尔仁
尼琴称之为“蝾螈”的人物都请到西伯利亚去“做客”的话，姬胡则
采取更果断的措施，让说话人的脑袋不再在他们自己的脖子上。这个
结果则是老百姓走在大街上都相互满怀愁恨、悲愤地相互望望，以代
替千言万语。这时召公的言词语重心长、充满哲理。他说：“防止言
论自由，好比治理大江、大河以及一切滔滔不息的洪水，需要小心谨
慎。你要筑上钢铁长堤，一旦决口就会把我们更多的生命献给人民的
洪水，所以水得让它有限地流，话得让它有限地说。”当然，这是以
坚持“周礼”的思想为基础的。

自古以来，这个被当做“民为贵”的例子，被捧在儒者们手里颂扬了
几千年。在这个制度中，说百姓是有害的大都有二种说法：第一，
“民穷起盗心”，盗也可能是偷，也可能是抢，在一个王朝如一个老
人衰弱下去的时候，普通的平民就只好放弃他们的道德和法制观念去
维持自己草芥一样的生命；第二，“等死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
乎。”这是上述情况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了。铤而走险的前提大都已经
或彻底走头无路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是有害的，更不是那个
社会动荡的根源。有害的应该是那个制度以及维护那个制度的人。他
们只是病根儿。就象上面那个例子，洪水是有害的，但不是老百姓的
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形象来比做洪水的话，姬胡和他的政府到是应
该当仁不让的。

我想得出一个结论：有害的总是拿破仑和他的制度，而不是诗人们与
他们的听众。当然，在拿破仑唱诗班里，给他唱赞美诗的那些诗人，
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