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
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
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
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
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
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
部走上街头。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人的权益
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表达渠道，
没有与厂方或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权利，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
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而政府在应对这类
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
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
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治标的权宜之计，而无法建立长远
的治本制度。

在对现存秩序强烈不满的意义上，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
次于农民的承受者，他们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从这个庞大
群体的以往经验、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上，他们又是大陆中国走向健
全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因为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
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他们中的
主体是从农民转化而来，既有着农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着不同于
农民的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铁饭碗时代的记忆，他们在目前的卑贱境遇
中，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因此更怀恋经济上吃大锅饭、生
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而现在
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来的
权贵阶层和私营业主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合法占有全社
会80%的财富。而他们自己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
全部丧失。所以，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
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和社会
地位的改革。他们宁可要陈胜、吴广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萨和哈维
尔。

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武汉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40项热点话题中，民
众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反腐败被排列成为第一热门话
题，关注度高达85.4%，而对排在第二位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的关注
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零点调查公司对7省市农村居
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村居民对反腐败的关注度也高达70%左右，但只
有近38%的受访者对反腐败有信心。大多数都持保留态度。

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但是，并
不能说明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在大
陆中国民众的经历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天赋
人权）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
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
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而只有通过“劫富济贫”和“打
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分配来达到结
果平等的经验。中国传统“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
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土地改革和国
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
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为了回到集体主义的大锅饭而出让个人
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
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伪造历史和强制意识形态灌输，使他们只有对分配
上绝对平等的美好记忆，而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国有化让中国人付出的
巨大代价（物质匮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权毁灭）的悲惨记
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
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
历史，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是：每
一次大变革，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在此意义上，如果大陆的传统毛派和“新左派”能够赢得未来，最广
大的下层群体正是他们的民意基础。2000年，话剧《切．格瓦拉》所
造成的从春季到年底的持续轰动效应，似乎验证了新左派在大陆的未
来变革中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该剧对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的仇恨和
对清教徒式的穷人革命的呼唤，对贫富不均的现状的抨击和对再一次
平等分配财富的渴望，使革命理想又一次在物欲横流中闪光。

然而，《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并非全部来自其宣扬造反或革命
的宗旨。它所依靠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炒作。作为近年走红的
文坛新贵，他们已经很资产阶级了。第三轮首演结束后，他们还举办
了一个奢华的酒会。贵宾是贺敬之、柯岩、魏巍等传统毛派。杯盏交
觥之间，他们相互交流着对格瓦拉以及毛泽东的怀念，谈论着当下资
本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巨大的贫富差异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呼唤着进
行再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可能性。他们高声呼喊革命的口号，赞
美格瓦拉精神，显然只是看准了人们的精神饥渴，可以成为其票房的
丰厚来源，而决不会象格瓦拉一样，去践行危险而艰难的革命。这种
场面，又一次凸现了大陆知识界所奉行的猪哲学生存策略：理论与行
为方式的乖谬。正如近年在大陆中国走红的“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中
的一大半，一面呼吁大陆中国必须警惕、进而抗拒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阴谋，一面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或美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和充分的个人
自由。他们的平民立场和民粹主义，只是煽动别人而已。他们自己决
不会践行。

在最需要社会公正和向专制强权挑战的道义勇气的大陆，如果没有公
开对一党独裁说“不”的勇气，那么任何姿态皆是可疑加可耻的。在
毛泽东的名字仍然作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陆最广大民众的记忆
之中时，怎样引导民众接受他们毫无经验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怎
样把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纳入渐进的理性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而
不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老毛主义所利用，的确是对大陆的坚
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各类精英的严峻考验。而自由与平等之间、经济
效益和贫富不均之间的吊诡，在大陆语境中能否得到常识性的澄清，
则是自由主义能否说服民众的启蒙关键。（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