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卖国贼”而言，中国还盛产另外一种茂密的庄稼：“爱国
贼”。什么是“爱国贼”呢？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
家护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爱国贼是一种寄生虫。由于
它不可能独立生长，就必须靠寄生过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
依靠大义名分为寄托，并通过文学抒情来说明这种象征性寄生的真实
性与合法性。

更具体地说，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
感需要，而是一种个人谋生的策略。为什么中国盛产此物，或发生这
种谋食之道？这的确和“国情”有关。在一个灾民社会，政治权力控
制了全部社会资源。人们的经济生活只有通过同权力体系发生交易关
系才能维持，并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回报。也就是说，在中国，首
先，政治生活就是经济生活（权力体系的形成与运转过程，即资源的
垄断过程和占用过程），然后，一切经济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公共领
域的消灭过程，即社会成员与权力体系发生交易的过程）。

当然，这种“自由贸易”并不仅仅表现为权力边缘人向权力人出卖
“爱国劳动”这一种交易形式。但显然，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政
治-经济”存在方式。那么为什么权力体系存在这种“爱国需求”
呢？这显然也同中国政治的独特生存境遇有关。

◆第一、抢劫是中国权力产生的基础和目的。但正如洛克所说的，抢
　劫并不构成政治的合法性。那么，这个绿林集团必须虚构一种政治
　合法性。显然，爱国等大义名分是最合适的政治遮羞布。

◆第二，这种虚构政治合法性的过程，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即
　中国是一个在古代为胡、近代为夷所侵扰的灾民社会，爱国因而在
　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生存正义性。

◆第三、抢劫体制必然产生敌人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并依靠这种意识
　形态维持抢劫体制的存续。而最可能激发群众的敌人意识的政治行
　动，也即成本最低的政治集权行动，就是寻找和确定“卖国贼”。

第三点非常重要。以往论者往往只是揭露、确定“卖国贼”的政治行
动是抢劫体制的政治阴谋，是集权动机利用了民众的病态的爱国情
绪。事实上，这仅仅是对在朝的爱国贼的揭露，却忽视了在野的“爱
国贼”的存在。对于这些“爱国群众”来说，他们同样利用了当权爱
国贼的权力，并同时在利用其他贱民的“爱国热情”。

为什么要谴责这种特殊的经济行动？因为，爱国贼即暴政。爱国贼必
须通过攻击他人是卖国贼才能证明自身可资利用的“交换价值”。也
就是说，只有对他人实施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他才能生存。因此，
爱国贼本身就是恶。爱国贼的爱国行动本身，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
侵犯。不仅如此，由于自恃有大义名分的庇佑，爱国贼暴政更难以揭
露，更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特别是近百年的政治暴政，
就是爱国贼暴政。为了资源垄断和争取加入抢劫体制这种经济目的，
爱国贼在政治上制造了无穷冤狱，在精神世界几乎剿灭了一切问题意
识。100年的改革史，就是100年的民族良知被爱国贼迫害的历史。

爱国贼其真爱国乎？爱国不过是他的谋食之道。当然不排除爱国贼的
“爱国真诚”。只不过这种真诚更多是“自己把自己感动了”的那种
神经错乱罢了。有别于这种经济爱国贼的是爱国者。但爱国者也仍然
不是和平时代的英雄。对于历史上的爱国者来说，我也不大敢恭维。
抵抗侵略是为了抵抗外国政权对中国公民个人的侵略，结果却重新建
立了中国政权对中国公民个人的侵略。这种爱国壮举牺牲了那么多生
命，却导致了完全一样的结果（我们判断历史的角度是从受害者的角
度，而不是从施害者的角度），因此不配享受如此高的荣誉。我并不
否定抵抗外辱的正义性（因为我反对任何暴政），只不过对于恢复内
辱的这种爱国战争，我们没有必要奉若神明。

我从来不认为“国”本身有什么价值，“爱国”是什么最高的政治目
标。你有“爱国”的自由，我也有不爱国的自由。一些朋友可能因为
对爱国贼暴政（语言暴政和“铁拳”暴政）的恐惧，往往刻意强调自
己是否定的爱国主义者，是被冤枉的更深刻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自
己的“爱”是通过“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来表现的罢了。这种辩护
可能是真诚的，但远远不是自由的。或者说，这种否定的爱国主义者
还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个人
价值是唯一真实的，个体价值永远是至上的。这种“自由的内疚”也
许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独一无二的心理病痛。我们在欧、美民族
和俄罗斯民族的知识份子那里，经常看到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彻底的谴
责，但却很少发现这种“自由的内疚”。茉莉女士写了一篇很有见
解、也很有意思的文章：《卖国贼──历史上大写的人》。这种辩护
实际上揭示出了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独特的困境：一方面确认个人价值
之上，另一方面却总要为爱国贼辩论，而这种辩论往往又是争论谁更
爱国、谁真正爱国。也许，对于外国思想者来说，这种辩护根本是没
有必要的。但对于中国思想者来说，“自由主义的爱国”却成了一个
摆脱不掉的、充满悖论的话题。

因此，尽管我不完全赞同赵无眠先生的观点，但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他比我要有勇气。而且他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真正开起了一种诚实的学
术事业。我们距离基本的诚实实在太远了。在这一点上，也许很多朋
友和我一样都有过相类似的念头。但他比我们更多勇气，也研究得更
深刻。他的一些论点之所以惊世骇俗，也说明了对于这个不可救药的
民族、在这个爱国贼专政的国家，捍卫常识有多难。

前不久，在北京，一些朋友激烈批评我关于台海局势的看法。奇怪的
是，在这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朋友的脸上，同样可以看到爱国贼的
表情：他们同样具有一听到台湾独立就打算摸枪的爱国激情。我近来
常常反省，也许，作为中国人，灵魂深处都深受爱国贼的影响。或者
说，从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个姿势不同的爱国贼：从“宏大叙事”到
“思想随笔”，从激进民族主义左派到否定的爱国主义右派，从本体
论到方法论，“国”象艾滋病一样潜移默化地毒害了我们的灵魂。这
是中国精神的巴士底狱，我们灵魂的巴士底狱。

当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一个爱国贼的时候，我唯一的祈祷是，这种
民族绝症不要通过我来污染人类精神的天空。但我知道，如果这一代
学人不终结这种灵魂自戕，就将被这种灵魂自戕所终结。尼采说：
“我要把自己吹熄，以免燃尽”。对于我来讲，也许对于更多的朋友
来讲，这个命题是：“我要把自己燃尽，以免被吹熄”。

〔转载自《不寐之夜》；http://go4.163.com/~bm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