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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策并不总是温和的

王略

自王策返国上书《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后,指斥王策为投降
派的并不多,且有别有用心者。本文且不论它。说王策是温和派的则
不少,其中以素为大家所敬重的严家祺先生为代表。严先生说:王策
是温和派中的温和派。此话也对、也不对。因为,王策并不总是温和
的。

97年初,邓小平死时,王策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盖棺论定》,刊登
在《中国之春》上,字体小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北京之春》
在邓死后发了一期专辑《盖棺评邓》。我当时看了这期专辑,因为十
分震惊和痛心,就保存了这期专辑。幸好至今还在,找了出来,可以
为王策并非总是温和的作佐证。

温和与否相对而言最能说明问题。

《北京之春》97年4月号上共有19篇评邓文章,6篇集体的,13篇个人
的。绝大部份文章在批邓、评邓的同时都要为邓颂功摆好,或为邓颂
功摆好时批邓、评邓。最能说明问题和表现出感情色彩的是对邓死的
用语。我统计了一下,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6篇,其余13篇或说“逝
世”、“去世”、“与世长辞”、“离开人世”,或挖空心思说“走
了”,甚至有说“值得我们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温情脉脉,
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心态跃然纸上。这里,我无意评议这些大作及
作者。我只是想把这一事实点出来,以对照王策当时的观点、当时的
态度、当时的高瞻远瞩、当时的敢说敢为、当时的并非温和。

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是“邓小平死
了!”接下去说:无论世人、历史、中共将如何评价邓,无论中共将
给邓戴上多少顶桂冠,邓作为中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则是可以盖棺论
定的。然后,他历数邓在57年反右,在66年文革初期,在79年西单民
主墙,在89年“6.4”,是如何与民主为敌。指出邓差不多每隔10年
都要向民主举起屠刀,恶狠狠地砍下来。就这一点上,邓之罪恶比毛
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半句也没有提邓
所谓功绩。“6.4”死难者血迹未干,冤魂未散,反右以来数百万以
至数千万志士仁人、无辜民众受苦、受难、受罪的惨状犹历历如在目
前,何能对邓这一罪魁祸首评功摆好!无论以何为借口,全面也好,
客观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宽恕也好,都是对死难者和自己的
侮辱。等邓氏同伙及其家族,等中共对此哪怕是有一丁点的认罪、忏
悔、歉疚,我们再来全面、和解、客观、公正,再来宽恕,难道就迟
了?难道就来不及了!

王策温和吗?在评邓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向菩萨低眉的王策,显示
出了金刚怒目的一面。要知道,王策本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受惠
者。文革前,王策因父亲系历史反革命而与高等教育无缘。高考恢复
后,他才有机会跨进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门,继而来到美国深造,获得
政治学博士学位。王策同邓小平无个人仇怨,连他父亲的反革命也是
49年前任职国民党政权之故。若出于私心,他可以“悼念和追思”邓
小平,“感激”邓小平,为邓小平的“逝世”“悲哀”。这种迹近献
媚的温和,王策做不来。他拍案而起,直斥“6.4”屠夫邓小平乃中
国民主的最大敌人。这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是不容模糊、含混的,不
容温情的!要说温和,王策在为文的遣词用语上并不使用罪该万死、
千刀万剐等激烈的语词,大约是儒家传统情怀及皈依基督后,仁恕、
宽容一面不自觉的流露。

仲维光先生、苏炜先生二位评邓大作是97年4月号《北京之春》评邓
专辑中最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文章。仲文说:“邓小平制造了人类历
史上从来也没有的大屠杀,在全世界人们的眼前,用坦克、机枪杀死
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种屠杀和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大规模屠杀
犹太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要过之,因为独裁者对不同意见的镇压
是不奇怪的。但是,历来的独裁者都是只敢偷偷地干。只有邓小平,
公然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杀给大家看。他要杀给中国人看,看你们谁还
敢反抗。他要杀给世界人看,嘲笑你们的制裁。他不但杀了,还要
说:杀他几十万,安定二十年,外国人还是照常要跟我们做买卖。他
杀了人,还蔑视活着的人!”“邓小平死了。我作为一个人来说,看
着从政治对抗,从股市行情上等等的对他的评价甚至赞扬,我感到荒
诞、可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和邓小平一样的生命,凭什么他就能杀
我们、侮辱我们、随意处置我们的一生?和对希特勒一样,我不会、
也不能说他任何好话,因为我是一个‘人’!”

如果说,仲维光的金刚怒目具备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一片几乎可说是
颂邓声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那么,王策的金刚怒目则独具论理色
彩,彰显了王策政论家的本色。仲文和王文是97年邓死后海外评邓文
章中的双璧。建议大家找来一读。

王策是温和的,但他并不总是温和的。他直斥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最
大敌人,半句好话都不说,并不在意当时大多数民运精英评邓的温和
甚至温情。涉及到中共及中共头面人物的历史罪恶,涉及到历史真实
时,王策是勇敢的、尖锐的、坚定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不随波
逐流的、爱憎分明的、敢说敢为的血性男儿。一旦面对如何推进大陆
的民主化进程,如何促使中共早日实施政治改革这样重大的、具体
的、实际问题时,这样关系到10几亿人的生命、生活时,他决不忌讳
别人对他产生的“投降派”、“王三十”等误解,坚决坚持一贯温和
的,十二分理性的立场和态度。这个时候,他是一位最坚定的和平、
理性、非暴力主义者;这个时候,他将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福祉摆
在第一位。

王策在发表《邓小平盖棺论定》的一年后,就大胆地提出了《中共执
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的构想,并毅然决然返国上书。这才是真正的
坚持原则和体现温和。只有既具政治家的胆识、器度、才具,又兼具
革命家的无私无畏,才能做到。

写到这里,我想起严家祺先生曾在邓死后的一篇文章里写到江泽民。
江在邓死的追悼会上心神不定,两眼溜来闪去。电视画面上,大家都
看的很清楚。但只有严家祺先生对此作了绝妙的讽刺。大意是说江的
眼神是警察所熟悉的在闹市东张西望的某些人物的眼神。这是我读到
的严家祺先生文章中唯一的幽默。严家祺先生是一位严肃、温和的政
治学学者,又曾是体制内的人,只要稍存私心,完全可以避开对江泽
民的这类评议。然而严先生并不。行文有势,势至此,心无私,就写
出来了。严、王评江、邓,异曲而同工,同是温和者而作激烈、尖
锐、深刻、犯忌说。没有无私之心是不可能有此无畏之境的。

王策以师礼待严先生,而严、王年相若。王策不枉也,王策不孤也。
王策并不总是温和的。

我愿读到严家祺先生和其他人关于王策是温和派的具体深入的议论。

谨以此文纪念王策被捕两周年。(2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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