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名为《坚决制止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
场面》的通知声明，由中国文化部向各级文化单位发表发布后，已引
起关心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人士的焦虑。

该份声明主要是针对中国近年兴起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作品，当中
的一些被认为是“过激”和“偏差”表现。例如有一些作品就以真人
或动物  体当作材料，或者在创作过程中有虐待动物行径，甚至引起
最大争议的东北艺术家朱昱，在《对伤害的迷恋》一作品中，公然用
摄影机将他吞吃一具婴儿尸体的过程拍摄下来。

文化部放话警告要追究艺术家的刑事责任之同时，中共官僚系统也许
不曾想过：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被迫走到接近激进的极限，并铤而走
险地从事所谓“邪恶”、“异端”的创作，其实同官方对当代艺术的
打压脱离不了关系。

当代艺术在中国一向是没有生存空间。尽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官办美术馆一直在排挤非传统、学院之外的创作。但民间还是有一批
具有国际视野、洞悉当代艺术进程的前卫艺术家，在1980年代中期开
始，就默默进行创作。这些创作，一直不断开创备受国际美术市场青
睐的风格类型，如“政治波普”、“厦门新达达”、“玩世主义”、
“艳俗”……等等。

但这段完全依靠西方市场而建构推衍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不单令人尴
尬，而且造成创作风气的畸形发展。中国艺术家同其它地方一样，都
不断追求进步。但是，他们的进步空间，却被局限在西方评论家和艺
术市场能接纳的范围之内；至于内部对话而发酵出的进步因子，对他
们争取国际认可的帮助却是不大。如此，在“追求进步”的内在压力
和“挤身西方”的外来压力夹击之下，“偏差过激”的件品、作品在
中国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这些所谓“偏差过激”的作品放在今日中国，一方面具有颠覆
性，另一方面，这又是西方艺术界曾经消化过的形式，要取得西方的
认可不成问题。问题的根源正是因为中共的压制，而造成所谓的“创
作偏差”。

可惜，中国文化部对这些的辩证关系全无警觉，相反，只试图更进一
步将创作者驱赶到更边缘的位置，并任由这样的恶性循环加剧。要有
效掌握艺术的良性发展，理智的作法应该趁早大规模扶植前卫创作，
将本地的当代艺术环境建全化，并以根基自本地的创作体系、美学体
系、展览体系及收藏体系向西方呈现作品、风格及形式，打破目前西
方艺术经纪全面垄断专卖局面，以达致自主发言模式成为可能。

以法律来威吓桀骜不驯的前卫艺术家，成效令人存疑，而且，反而会
提供前卫创作最需要的“地下”色彩。毕竟，违背中国（东方极权国
家）禁令的举动，足以让西方产生“进步”的联想，甚至是“正义”
的绮思。文化部对意识型态的粗暴干涉，显然多此一举。真正能制约
艺术家行为的力量，向来只有一个——扎实的美学论述。

细心阅读当代艺术史，不难发现：过往欧、美的激进行为艺术的本来
面貌是更为极端的。过去甚至有艺术家把自己的生殖器割除，来完成
对“性别、身分及存在”的探索。相较起来，中国大陆的作品并未推
进到艺术定义的极限，距离安全水位还远得很。但中国文化部竟发出
《坚决制止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通知声
明。显然，僵化的官僚系统的任务，就是不遗余力地打压创作。尽管
命名为“文化部”，但却更象是掌理伦理道德的中世纪修道院，对思
想发表自由进行粗暴的箝制。

政府当局的这种粗暴作风，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会带来多少负面影
响？文化部恐怕也不想管吧！幸好在官员无知之外，民间有一些人以
更为有效的策略，试着改善目前的环境。在中国艺术圈内，目前有不
少人并未放弃建构严谨的美学论述。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过激”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作品，民间美术圈
子内早已出现挞伐声浪。如张晓凌、李维世、黄专、王南溟等艺术评
论家，就试图从学理上提出批判。其中特别是管郁达，压所提出的对
中国当代艺术“暴力化倾向”的不满，最切中要害。创作者必须警
惕，在不加检验地重复西方艺术逻辑的，必须承担成为后殖民文化扩
张的共谋，在进退维谷的处境里，应对策略必须更为细腻。

对于最善于借力使力的前卫艺术家来说，道德、法律及伦理的压制，
往往是不足为患的。他们唯一考虑的是艺术价值的高低。扎实的美学
论述，绝对比国家政府的劣拙意识型态管制更为有效。中国的官僚
们，要是想干预艺术的话，请回家多读书、多写作业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