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98年9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笔者 在特价书市上偶然觅到的一本正版书。这本已经算不上新书的“新 书”,对于如笔者这般难得了解历史真相的普通人来说,依然有说不 尽的新鲜意味。 吴玉章的世故 李新先生是历史学家。他以史笔写下的《反右亲历记》,为老于世故 的明白人、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超级元老吴玉章,留下一则政 治佳话。用张耀杰的话说:“若没有吴老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 ‘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反右派运动中,李新事先知道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自 然不会在大鸣大放中充当“蛇”的角色。不曾想到,人民大学党组书 记兼常务副校长胡锡奎专门为他设下一个“引蛇出洞”的小圈套: “……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女)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 《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 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 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 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份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 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看到这份无中生有的党内材料,李新的反应是“怒不可遏”。回到家 里,他连忙写下一封纠正信。“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 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于是,他拿着信和刊物找到比邻而居 的吴玉章家里: “……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 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 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话,就不再说了。过 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 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胡锡奎的心是多么阴险 啊!” 对于遭受政治陷害的李新来说,接下来的另一幕,也许更为惊心动 魄:“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 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校长说了,他会 找你谈的’”。 遵照吴玉章的指示,本来要断送李新政治生命的胡锡奎,第二天就把 已经借调到高教部的李新要回人民大学,分配他“就近指导城内两个 系的运动”。在反右运动中取得主动权的李新,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 些同事和朋友,同时也颇为无奈地促成了另外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在 他不由自主的无奈中,分明是一种不可抗力在起作用: “……这太可怕了!只有象吴老那样的辛亥老人,经历了无数世 变沧桑,才能看破各种阴谋、阳谋、诡计、巧计,而且只有象吴 老那样的仁人志士,有胆有识,才能在共产党内,在毛泽东的无 限权威之下救出不少的人来。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 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 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 派,他也救不了。” 杨献珍的正直 比起吴玉章老于世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来,同为中央委员的杨献 珍,堪称是一例反证。 据李新在同一篇文章中介绍, “反‘右派’初期,他领导的高级党校没有打倒一个‘右派’。 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高级党校党委常委找去谈话。 刘、邓问他们高级党校反‘右派’没有?杨说反了。又问:打倒 多少‘右派’?杨说:查了,一个也没有。刘说:你站在‘右 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象个‘右 派’。于是决定高级党校要重新展开反‘右派’斗争。常委们回 去后,为展开斗争,就让杨献珍靠边站了。刘、邓都认为杨的立 场有问题,是否该把杨划成‘右派’呢?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杨的 领导下工作,而且都认为杨的为人不错,所以没有把杨划成‘右 派’,而把他的秘书马鸿模划成了‘右派’”。 从1940年起,李新就与杨献珍结下忘年之交,80年代又是马鸿模编辑 《杨献珍文集》的义务顾问,对于杨的理解相当深刻:“献珍同志是 一贯坚持真理的,只要不合乎真理,不管是谁说的,哪怕明知是毛主 席说的,他也不赞成。在可能的条件下,他甚至公开地反对。……到 了60年代,没有人能替他受罪了,他终于被赶出党校。” 一位党内高官,为了捍卫真理、为了保护自己手下人,不被打成“右 派”,结果却适得其反,先是牺牲了自己的贴身秘书,最后连自己的 政治生命也搭了进去。这当然不是杨献珍的个人责任。悲剧的根源依 然在于那个可以随时随地剥夺和摧毁个体人权与个人生命的不可抗 力。这种不可抗力并不是天然的东西,也不完全是从苏俄社会主义那 里照搬来的东西,而是中国本土自古就有的社会合力。在持续几千年 的皇权时代里,这种不可抗力是宗教神圣化的天意、天理、天道、天 命,被奉为天子的独裁者上行下效的皇权专制,可以对一切个人实施 “存天理灭人欲”的圣战式剥夺的国家机器及民间卫道的三位一体。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不可抗力改头换面,演变成为由宗教神圣化的 绝对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神化为大救星的毛泽东上行 下效的党派专政,可以对一切个人实施圣战式的“阶级斗争”或“路 线斗争”的国家机器及群众运动所合成的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被笼罩在不可抗拒的神圣专政与神圣斗争之下,所有个人并不都 是毫无作为。吴玉章与人为善的世故,杨献珍捍卫真理的正直,在中 共党内自然算不上主流;真正的主流应该是在不可抗力的武装与播弄 下,一个轮回接又一个轮回致力于圣战式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 争”的多数派。逼迫杨献珍打“右派”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就不失为 力争上游的主流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