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中的刘少奇

《“四清”札记》是李新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文章一上来就根据
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做为文化大革命政治预演的“四清”运动，记在
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帐上：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
　　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
　　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
　　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做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
　　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问了一句话后，对
　　大家说：今天刘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
　　年至少要有3分之1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
　　呆在北京，什么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
　　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
　　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
　　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
　　说到这儿，刘看周总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
　　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戛然而止。”

此时的李新已经通过吴玉章的帮助，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近代
史研究所。到了10月份，他随研究所的“四清”工作队来到甘肃省张
掖县的乌江公社东湖大队。

当时所谓的“四清”，就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
分。这是一场主要针对乡村干部的政治清算运动。它的主谋依然是靠
着“引蛇出洞”的“阳谋”来捍卫自己的神圣独裁的毛泽东。利用
《桃园经验》来争上游的刘少奇与王光美，所充当的只是火上浇油、
推波助澜的角色。据李新介绍：“‘四清’以桃园经验为榜样，不但
不相信村干部，而且也不相信群众，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
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象在白区工作一样。……工作组的权很大，
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
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1965年1月，在全国农村发生不计其数的人命大案之后，毛泽东才亲
自出来收拾局面。他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
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二十三条》，一方面遏止了“四清”
运动中任意草菅人命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野蛮圣战，另一方面又
把下一轮的圣战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对此却并不觉悟。

胡耀邦的改革

几年前，笔者的一篇长文在外省一家刊物排版后又被拿下，事后得知
是受了林牧先生《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的连累。由这段因缘，
笔者怀着敬意拜读了林牧其它几篇奇文，却一直没有见到收入本书的
这篇文章。

1964年的陕西省是中国最为恐怖的一个省份。除了全国性的“四清运
动”外，这里还被作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根据地遭受
清算：

　　“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
　　人，平均每天抓30几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有些中、小学
　　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
　　‘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与老于世故的吴玉章、捍卫真理的杨献珍和推波助澜的刘少奇相比，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的又一种类型。林牧对此有颇为传神的介绍：

　　“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
　　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
　　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
　　‘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可是，耀邦学了王任重的经验，
　　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
　　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
　　来，果然吃了大亏。”

胡耀邦的务实改革虽然牺牲了自己的官位，也连累了自己的支持者，
却为陕西全省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1965年6月，随叶剑英元
帅同来陕西的张爱萍将军说过：‘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
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改革者是很少有好下场的。正如林牧在开场白中所交待：“从1964年
12月1日到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做过200天第
一书记，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耀邦在陕西提出了解放
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一系列观点、政策、措施，进
行了100天的超前改革。但那一场改革起步不久就被扼杀，耀邦及其
支持者受到持续数年的批判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