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力与人本身

在社会主义中国由宗教神圣化的绝对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神圣独裁下、一级压一级、上行下效的党派专政，可以对一切
个人实施圣战式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国家机器及群众运
动所合成的不可抗力中，“党指挥枪”的军队，是最为强硬的所在。
没有军队的支撑与保障，作为神圣独裁者的毛泽东，只能是不堪一击
的“纸老虎”。毛本人对此十分清醒。

萧克上将的《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所交待的是发生在军队
里的“引蛇出洞”。当时任训练部部长兼党委书记的萧克本人，无形
中就成了遭遇不可抗力的群“蛇”之首。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2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送来
一篇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萧克的意见。萧克为此
写了一封致彭德怀的信，对其中的措辞提出一些异议。“谁知，这些
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
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一个“以萧克
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被无中生有地炮制出来。手握
军权的萧克等人，转眼间成了圣战式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的罪人和敌人。

有“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作榜样，接下来就是一轮又一轮、
一茬又一茬圣战式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不到一年，彭
德怀上书毛泽东，犯了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也被打成‘反党集
团’。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到了‘文
化大革命’，更是冤狱遍地”。

李雪峰在《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中，更为直白地点明了被
神化为大救星的毛泽东，对于不可抗力的神圣操纵与神圣利用：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965年）12月10日，中央要
　　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
　　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本
　　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
　　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
　　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
　　字？”

有趣的是，调一个排的军队都要由自己神圣独裁的毛泽东，对于整个
文化大革命却一直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遥控姿态，给早已被笼
罩在不可抗力的天罗地网中的刘少奇、彭真们，留下了作茧自缚的表
演空间。李雪峰行文中最为传神的一笔，是对于彭真的纪实：

　　“（1966年）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刘
　　少奇主持。……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
　　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他刚开
　　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
　　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
　　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
　　止，吵架就停了。”

如果不是刘少奇出面把“毛泽东思想”神圣化、合法化为绝对真理，
如果不是彭真带头“喊叫万岁”，由宗教神圣化的绝对真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神圣独裁下、一级压一级、上行下效的党派专
政，可以对一切个人实施圣战式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国
家机器及群众运动所合成的不可抗力，就不会被那么便宜地缔造出
来；社会主义中国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
卿们被加以弥天大罪惨遭圣战式革命的“文革”闹剧，就有可能不会
发生；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
解放”，就有可能在中国本土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自由，也就不会被不可抗拒
又战无不胜的神圣独裁与神圣专政肆意践踏。

遗憾的是，历史不会倒流，事实不容抹杀，笔者只能为未来祈祷：但
愿凌驾于人本身之上的圣战式的不可抗力，能够被彻底消灭、永不再
来。

李慎之的异议

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中所说的公案，与被奉为绝对真理的毛泽
东思想直接相关。据他介绍：《毛泽东选集》第5卷所收录的1956年
11月15日毛在中共8届2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
识份子，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一番话，是针对他来
说的：“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
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大民主和小民主’
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
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
民主太多’……”

李慎之畅所欲言的一句话，经过毛泽东上纲上线的歪曲篡改，很快便
在上行下效的反右派运动中演变为弥天大罪：“在我被划为右派以
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
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
在心上。”

李慎之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
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他的成熟与智慧，是遭受摧毁性打击之
后才逐渐磨练出来的慢功夫：

　　“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我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
　　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
　　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但是那是到
　　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
　　以后的事情了。”

对于被笼罩在神圣独裁与神圣专政的不可抗力之下的众生相，与李慎
之经历相仿的另一位党内异议人士顾准，曾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义》一书中有过更为透辟的揭穿说明：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
　　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
　　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
　　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
　　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
　　隶制”。

读解历史，迄今为止依然摆脱不开圣战式的“普遍奴隶制”的不可抗
力的笔者，唯一能够做出的表示，是一再重复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
大屠杀纪念碑上的不朽铭文：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向我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