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遗留的制度背景下——强制国有化和挥霍型浪费型战备型的
动员经济——进行经济改革，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效率的角度讲，
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还历史的旧帐——还产于民──，而不应该是单
纯的提高经济效率，最起码，应该是还产于民和提高效率同时进行，
就是不学苏东式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起码也要象当年威权体
制下台湾的土地改革（赎买型）和民营化（政策优惠型：信贷、外
汇、税率的三优惠）那样。即便以经济效益的暂时损失来换取每个人
应得权利的归位也在所不惜。从长远的利益计算着眼，“社会公正优
先”的改革所付出的社会综合成本，肯定要比大陆中国式的“经济效
益优先”的改革小的多。而现在的改革，只有暂时的经济效益高增
长，而且这种高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占不到总人口5%的权贵们；而
付出的代价却是占总人口95%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进而是综合社
会成本的超常高昂：竞争的严重不平等、分配的畸形不公、人权的没
有保障、政治的普遍腐败、道德的彻底沦丧、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
失、社会仇恨和社会不稳定的几何级数式积累……

换言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根本上是一个由非人性制
度向人性制度的转变过程，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同步
渐进式改革。其目标应该是：既有规则的平等又有效益的提高，既有
个人致富又有社会公正，关键的第一步是还产于民，使私有产权在法
律上得到明确保障，使所有者缺位转变为所有者归位，因为它既能够
使应得权利归位，又能够提供良性的利益激励。也就是交易的市场化
和所有权的私有化的同时进行，即便采取渐进的方式，也应该是二者
的同步渐进，而不应该在不改变国有制（实际上是党有制）的基础地
位和所有权的归属真空的框架内，只进行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的单
项增量改革——下放有限的管理权和有限的市场调节。这样的修修补
补的改革，必然导致垄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使改革变成掌勺者私分
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和代理人寻租式腐败的制度化普遍化，造成权贵
的既得利益越来越深的制度化，使政府提供“善政”或公正规则和客
观裁判的功能急速丧失，使本来作为社会公器的政府变成极少数权贵
牟取暴利的私具，使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的实际最大受益者皆是
极少数权贵家族。

公器一旦变成私具，公共资产就变成了特权者的个人私产。权贵们和
各级代理人从这种所有权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捞取的利益越大，维护旧
体制的顽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体制的难度也随之遽增，以致于最后
形成一种最大受益获利集团之间的刚性同盟，非经过暴烈的社会革命
无法打破。到了这一步，就是死结。解开这个结，也就意味着社会的
全面崩溃。

现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但在还产于民（所有权归位），即产权
制度改革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立法方面，虽然1999年的
修宪进一步明确和加强私营经济的地位，但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并没
有明确到所有权的层次，仍然没有作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写入宪
法。宪法上只有“国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没有“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歧视，是一切相关
法规歧视私营经济的最高法律依据。只要这种宪法性歧视不变，整个
制度对私营经济的歧视、政权对个人的控制和抽象的整体利益对个体
权利的扼杀，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现实中，产权关系就更不清晰。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制，已经有20年的历史。开始于1984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改
革，已经有16年了。1992年开始的房地产行业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改
革，也有近10年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则已经进行了7、8年……但
是，直到今天，这些改革仍然没有进入实质性产权改革的阶段。严格
地讲，它们只是政府把所垄断的所有权面向社会的部份租赁，农民、
企业法人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商品房的购买者，只是土地、企业、房
产的承租人，而不是产权的拥有者。政府仍然握有随时收回的强制性
权力。一句“国有资产流失”就能中断租赁合同，使承租者血本无
归。企业上市的所有实惠都被国企占据，进而被权贵们瓜分，很少惠
及私营经济，更不要说国企职工了。最近，上市公司“猴王集团”因
无力偿还24亿债务而宣告破产，只是国有资产被淘空的典型例证。

以“青天”著称的朱鎔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在所有权改革方面，
喊得最响的改革口号，居然还是大言不惭的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值”和“国有资产的运营安全”，对于私营经济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安
全运营，却漠不关心，对国有资产的产权的未来归属，仍然没有明晰
的可操作的处置方案。在《十五计划纲要》中，朱镕基还信誓旦旦地
宣称：要切实保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决不能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
人。这就等于是在宣布，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5年准备期内，权贵们
仍然享有优先瓜分国有资产的特权。在中国的体制下，不把国有资产
公平地量化给个人，就只能意味着把所剩无几的国有资产不公平地量
化给权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