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情势上，从冷战结束、苏联瓦解后，美国就变成世界的主导力
量；但相对而言，中共大陆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力持续在成长，也一
定程度取代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地位的趋势。所以我们可看出，
在经济上，世界有了板块的出现，但在政治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
政治情势，正面对另一组势力的发生，也就是中共为主的第三世界国
家。

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以前是对峙僵持的关系，
以及随时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可是在这一、廿年里，我们所看
到的是一个理性而和缓的情势，透过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
有其它国际的架构，这些大国基本上能在现在架构中解决问题。从地
区性的冲突，例如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到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大家都
可以坐下来，来谈问题究竟要如何处理。过去军事对峙已渐被外交的
折冲、外交的过程所取代。

廿年来，国际经济情势有很大的变化，以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为
主的全球自由化趋势，以谈判为导向、走向世界开放的情势，经过8
个回合的谈判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全球化趋势已形成。

什么是全球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和其他国家发生连
动，每个国家都不能将自己放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对于那些极度未
开发的国家，主要国家也发现不能把他们边缘化，必须要带进这个体
系。在这个情势下，世界的经济体系长期以来都缺席的因素之一，就
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过去年也开始融入这个经济体系，也变成国际经济体系中
重要的一环。中共的首席谈判员在一个ＷＴＯ会议中曾说，经过这么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已是这个世界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全球的贸
易体系没有中共的参加，这个贸易体系是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大家可
看出，连中共都不能自外于这个体系，这个体系也不能没有中共。

中共融入世界经济

这个情形有好也有坏，好的角度来看，可知中共已融入体系中，开始
受国际因素的制约，换句话说，它所想的、作的，必须从国际角度来
考虑，它想作的事必须有国际因素在其中。从对我们比较不利的角度
来说，国际也要听中共说什么，在重大问题上，也要想到中国大陆的
态度是什么。在美国处理重大区域冲突时，也要考虑欧洲共同体等盟
邦的态度是什么，以及中国大陆的想法是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个经济
体系里愈来愈重要，而且是不能被忽视的。

我国也是一样，5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前3年可以一直输出，我们依赖
国际市场支撑经济成长，但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变成国际的重要市
场，也就是外国货物开始进入我们的市场，我们与国际市场已发生连
动的关系；举例而言，我们的股市，与美国股市的那斯达克、道琼指
数等，都有直接连系的关系。我们与国际社会的连动关系也是非常
强。

所以从整个全球的经济、政治的趋势来说，每个国家都进入这个全球
性体系。而且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体系的一个因素，比较重要因素除美
国外，还有欧洲共同体及中共都是重要的因素。

再看这期间，中国大陆的情势。中共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为优
先，已有量变到质变的趋势。从早期的社会经济，到现在接近于市场
经济的社会经济型态，多少改变一般人对中国大陆的想法。早期大家
所想的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共产的社会，今天大家看中国大陆在政
治上是一个大国，经济上是一般开发中的国家，但也是一个极具潜力
的开发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开放同时，中国大陆也引进西方一些思
想，与一定的生活方式，所以使得其东南地方愈来愈接近西方社会。
一般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态度，从绝对的抗拒，到慢慢地发现有一些相
同的特质出现。

中国大陆一直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第
三世界的代言人、领袖，可是他要进入世界这个体系时又发现，虽然
自己是如此大的经济体，却又是大多没有开放的经济体，即使东南沿
岸开放程度高，但从整个国家来看，还是没有达到与其在国际上政治
地位可相比拟的经济力量。

除了内部经济改革的趋势外，我们也看到中共的政治开始发生一定的
转变，内部民主要求是存在的，不论是高阶的领导阶层的民主，或是
草根的民主需求，一直存在。中共在经济高速发展，至少在东岸地
区；加上政治上，内部要求权力重组的需求，事实上已面临非常敏
感、复杂的状况。

今天中共领导阶层最重要的坚持，是维持内部的平衡，政治上维持各
方势力的平衡，经济上也要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这种平衡有不同因
素、势力交错的作用，必须非常小心、敏感地维持这些内部的平衡：
也就是若有外在因素发生，就会破坏这种平衡，或者外在因素作用
时，他必须重新作出平衡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处理对外或台湾事务时，就会特别小心，担
心外部因素产生的干扰造成内部失衡。我们可以看到有时中国大陆在
教导年轻人民族主义，但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必须采取措施抑止学生
游行，或者内部情绪的高涨。因内部情绪、民族主义高涨，会影响他
处理对外事务的空间与弹性。

中国大陆一方面靠民族主义维持内部团结，但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处理
对外关系、台湾问题时丧失一定的弹性。

来看台湾的因素。我们过去5年高度的成长，造成在过去几年开始走
向成熟的经济。在面对经济的成熟期必须要作结构性的调整，这调整
应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但不幸的是，结构调整出现在90年代中期，我
们同时遇上内部政治重组。在内部重组互动过程中，我们内耗掉太多
的精力，造成我们应开始的经济、社会改革，各项改革一直在迟缓、
拖延。

新政府在“5．20”之后，这个问题慢慢浮现出来。在一个无法在立
法院掌握多数席次的弱势政府，面对迟延很久的改革时，一定会有措
手不及的情况，也就是何以“5．20”之后，大家感受到政府有种无
力的感觉。主要在于弱势政府面对累积多年的结构性因素，一夜之间
要面对这些问题，感到措手不及。

除了经济上面临改革、调整压力，同时也面临一个困境，即中国大陆
在这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已将自己变成世界的一个大市
场。这个问题不仅台湾要面对，且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文化、血缘同文
同种，再加上地理如此接近的情况，这种“吸磁”的效果特别明显。
东南亚的国家也面临这个情况，本来要进入东南亚及其他开发中国家
的投资，都转移进入中国大陆去，这些东南亚国家便面临外资的投入
开始进入低成长阶段。

我们在中国大陆经济加速发展之时，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却发生经济发
展动能有减退的迹象。将来若动能问题没办法解决，而中国大陆经济
改革成功，不排除会变成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型态，其他东
亚、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就会渐渐变成附属的经济体。

这个问题绝非经济问题，它牵涉到政治的问题。也就是无论中国大陆
经济如何蓬勃发展，市场潜力多大，他还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市场、
一个不稳定的政权。

民主政治虽是很吵闹，偶有擦枪走火打架，但问题是，若以长期角度
来看，毕竟还是维持长期稳定，虽有短期波动；但中国大陆潜在风险
在于，短期看来是平衡，但长期有不稳定的因素，一旦不稳定因素发
生，就会有爆发性的后果。换句话说，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他是一
个不稳定的政经环境，可以想象到，当这个区域所有的经济都附着在
中国大陆这个不稳定的政经环境时，整个地区所暴露的危险有多大。

我并不是说这是坏现象，而是说风险非常大。这个地区任何国家，包
括台湾都必须考量风险的存在。

台湾最大的困境

我们在转型期间面临这么多经济困境，也刚好面临政治转型的情况。
面临的情况是，旧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不能因应新局。我们从立法院
问政一直争论宪政问题可知，旧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已无法因应现在的
情势，我们面对的是重新建立政治游戏规则的时刻，要透过政党、朝
野之间的互动慢慢累积经验，以形成惯例；因为我们的宪政体系要进
行大幅修改有困难，必须透过政党互动累积游戏规则。

若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比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发展步调比较缓慢的
时候，资讯、科技的流通不象现在这么快，会有时间慢慢作这些调
整。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快速变化、科技迅速发展流通的
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么多时间作这些政治的调整？

我们的政治在作调整中，这是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必须的代价，但它
花时间；我们经济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我们必须快速地行动。但我
们却必须等到政治的游戏规则就位后，才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这
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所在。

虽然看起来是个不令人乐观的情况，但我们应知道，台湾的经济、民
主发展，尽管是个很吵闹的民主，而且是很颠簸的一条路，但它毕竟
将台湾带向与西方国家、整体国际社会期待的价值比较接近的阶段。
这使得西方国家、国际社会整体承认台湾存在的价值，认为台湾应该
继续存在，而台湾必须维持其自主性。台湾人民有权作自己的选择，
台湾人民不能在军事武力压迫下作这些选择，台湾人民必须有防卫自
己的能力。这已成为国际间共同对台湾地位维持的共识想法所在。

在我们面对两岸关系、经济处于调整期、政治民主处于重新建构的阶
段时，幸运的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机制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
与支撑。

在两岸关系的情势方面，在去年“3．18”到“5．20”之间，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时刻，主要在于中国大陆对新的政权有极度的不安，不安
来自于不了解。“5．20”的演讲是非常重要的演讲，“四不一没
有”不只是单纯的文字叙说，更提供重要的保证，即在台湾的中华民
国政府有时间、耐性等待处理两岸问题的最佳时刻来临。

来看看两岸间的贸易，在90年代末期，我们正处于经济、内部政治解
构、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两岸的投资在不知不觉间已增加了许多，待
会会提出几个有关两岸经贸的数据，说明成长的速度与幅度。

两岸共同经济利益

因为这种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一方面增加两岸相互依赖的程度，另一
方面也可发现有趣的现象，即两岸从长期以来对峙僵化的局面，已开
始发展出共同的经济利益存在。这共同经济利益的存在，是台湾与中
国大陆继续共同相处的稳定因素，这也就是何以新政府对两岸经贸政
策要检讨调整，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用正面的角度看台商在两岸
关系上的角色。

看两岸间往来发展有共同利益的可能性之外，在中国大陆内部，他要
加入ＷＴＯ、要改革内部国有企业、要处理失业问题、地区性的不均
衡、少数民族的问题。中国大陆的问题在于内部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但又要同时维持内部政经的均衡。

因此中共最不想发生的是，因为处理台湾问题不当，发生对内部平衡
的冲击。所以中国大陆处理台湾问题首在求稳，也就是中共在进行内
部改革时，不希望分心处理台湾问题。而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
有很多内部的问题要解决，两岸关系在此时最重要的就是求稳。我们
一定要求外部环境稳定，才能推动内部的改造。

台湾的经济就象处于高科技所谓“精密处理”的阶段，最怕就是外部
的不稳定。我们处在一个技术性非常困难的情况，也可能正走向一个
类似日本不景气循环的阶段，但我们在这个阶段来讲，还不至于象日
本的情况；客观来说，我们还犹有可为。但犹有可为的前提是，外部
的关系一定要维持平稳，因此新政府的两岸政策，现阶段就是求稳。
政府所作努力的主要方向，就是要让两岸关系稳定下来。

除了各自内部问题必须处理，而发生优先顺序，以致必须外部先求稳
定的情况。我们还同时要考虑，双方已都了解到战争的影响，过去有
几年几乎是濒临战争爆发的情况，但现在双方都认知到，战争绝不是
双方关系处理的一个选项。战争所带来的仇恨及对经济发展的损害，
对未来长远关系处理产生的障碍，都是超出想象以外的。

这是何以中国大陆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仍表明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这讲法有两层目的，一是说给国际社会听，必须平息国际对
台湾问题的关注，必须强调台湾问题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发自其
内部需求，如果发生战争，所耗费的资源、引起内部的不稳定，对其
经济发展，特别是亟须引进外资的阶段，都是非常严重的干扰。

对台湾来讲，战争更不是个选项，在一个大小关系上，对小的一方来
说，战争都不应是个选项。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处理自己内部的问
题，对长久问题的解决，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决定终究是
我们自己的决定”，而我们的决定不是在别人压迫或威胁下作的决
定。

两岸未来的互动

我们预期未来两岸的互动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知道了这些相互的
关系后，以前那种僵持、一触即发的对峙情势，双方政府在整个国际
体系架构下，开始认知到那是高度不稳定、危险，并且对两岸关系高
度不利。这使得两岸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开始趋近于国际的期
待，也就是类似外交折冲的途径解决，在这期间，双方维持互动平稳
的基础，就是国际的期待与基本的标准。

我不是告诉各位将来一定没有战争，或是我们可以作自己想作的事，
而不管后果。事实上，两岸关系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两方政府
都要非常小心处理。也只有在这种基本认知下，我们希望将来在互动
关系中找出双方共同利益所在。但我也强调，在找出双方共同利益的
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我们要保持自主性，同时也期待，双方对
对方的存在要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中国大陆不能把我们看作政治的不
存在，我们是存在的，他们不能把我们当作是一个附属于他们的政治
体或经济体，我们是有主体性的存在，他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总体来说，将来的两岸关系，从互动的层次来看，应是属于一种类似
于外交的折冲互动模式。即使在短期内，我们似乎还看不到双方无法
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但从长期来看，对话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是
国际所共同期待的。

除此之外，两岸也进入到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各位或许看到近来陆委
会所公布的民调，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度增加，其实这是相对
制度差异缩小的指标。意即双方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差异性缩
小，人民对“一国两制”的恶感会减低，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5～6%
的支持度，还不足以让我们认为那有一个关键性的变化。事实上，两
岸关系间存在差异还是相当大。

在经济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双方已从互补走向竞争性的关系。
台湾在经济、产业及科技的发展，现阶段还可以说领先中国大陆，但
在3到5年内，如果没有持续往前走的话，我们将面临很严酷的挑战。
也就是说，我们会作的，中国大陆也会作，而且更便宜；我们作得到
的，中国大陆也作得到，而且规模更大。那时候，我们无可避免要考
虑到，我们的自主性是否开始丧失中。这个自主性很重要，是将来我
们决定要什么样的制度、怎样的将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很多人问，在两岸关系里，时间站在谁的那一方；在我的看法，时间
是站在竞争关系中胜利的那一方。所以不论是经济、政治、社会的改
革，都是属于竞争的关系，得胜的那一方，时间就站在那一方。

接下来再报告新政府所采取的几项政策措施。先看看两岸交流的现
况，再看看有那些相对应的措施。

两岸经贸双向流动

从两岸经贸层面来看，政府从1987年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3年
来，两方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学术、宗教等各层面都有交
流。近来流行的是宗教交流，例如进香团，每年都有很多进香团到中
国大陆去。

来看几个数字，截至2000年1月，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累计已
达1,700万人次；去年一年就超过240万人次，这240万人次在中国大
陆旅行、从事商业活动、就业。我们每年到中国大陆旅行所花费的费
用，粗估有1,500亿元新台币，不能说是小数字。

至于大陆人民进入台湾地区，3年来累计有55万人次；两岸通婚的配
偶达8万对以上。

再看看贸易的数字，截至去年年底，两岸间接贸易累积的金额已达
2,200亿美元。去年1年，两岸贸易总额达312亿美元，占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额的比重，是1%；若单看出口的总值，占出口总值的8%。倘若
把香港也放进去，因为有些是经过香港去大陆，会达到23%。换句话
说，我们将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外销市场，依赖程度相当高。

再看投资。我用的是官方数字，众所皆知，其意义较小，截至2000年
年底，累计有22,900件，在经济部有登记的，金额是107亿美元，约
占我国对外投资总值的39%。大陆方面的统计，实际投入的有252亿美
元，我们是中国大陆排名第三大的外资来源，仅次于美国、香港。

但大家都听过一个中央银行统计的数字，就是历年来累计到中国大陆
投资的金额，应在5、600亿美元，若更大胆地估计，可能达到7、800
亿美元。我们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才公布的是1,100亿美元左右，
这其中3、400亿是流动性的外汇，也就是短期进出台湾的资金，长期
持有的才只有6、700亿。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已将相当于长期持有的
外汇，搬到中国大陆去。

下一个阶段的投资，都是大型企业，上市、上柜公司，高科技公司，
牵涉到的资本金额会更大，但不能说这些人是花钱，就不让他们去。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政府在考虑这件事时，除了个别的厂商的利益，
还有整体经济的角度。个别的厂商可以说他必须到大陆去投资，因中
国大陆的成本低、市场大，但若是政府，必须考虑到的是全民的利
益、整体的经济利益。当厂商带走资金去中国大陆投资，同时将科
技、管理人才全数带去，而所赚的钱都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
办？

但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在长期看数字时，都只看单向的因素，也就
是我们的投资、出口到中国大陆去，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去，我们没
有看到另一个方向的流动。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资本到这里、中国大陆
的人到这里观光，或者中国大陆的货品大量输入我们的经济体。

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上个阶段，政府考虑的是单
向从台湾到大陆，下个阶段我们必须考虑大陆到台湾。政府在两岸经
贸关系施政时，必须维持这种双向的流通、平衡。两岸关系除了是两
岸的交往，不可忽略这还是我们对外整体关系的一环，如果两岸关系
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若我们的整体对外关系可以平衡过来，也就是
有多边的平衡，也就不必太在意双边的失衡。但我们比较忧虑的是，
我们原有的多边平衡，优势也在降低中。

在多边平衡关系里，也就是出口、长期外资的投入的成长速度，都在
下降，所以我们承受双边不平衡的能力一直在下降中。我们必须在经
济体系中带入大陆的因素，使双边经贸关系趋于较平衡。在我们经济
快速发展时，有能力让资金走向中国大陆，但经济发展走向缓慢过程
时，就必须考虑到双向流通的平衡问题。但开放大陆观光客进来、开
放陆资进来时，大家别忘了，那是有风险的人与资本，政府必须加以
管制，要考量国家安全的因素。

事实上，正在规划中的对大陆开放措施，有一定程度可让国家安全体
系同步发展。意即，国家安全在过去的印象中就是跟监、监听，或其
他类似于白色恐怖的情况，现代的国家安全体系则不同。现代的国安
体系在于资讯的收集、风险的掌控，而不是直接进去管制各项的行
为。

但这会造成在持续的经贸开放过程中，我们国家安全体系的负担将会
愈渐加重。现在要维持的是，一方面经贸的开放使得双向的流动达到
均衡，同时也考虑到国家安全是否已达到负载量超过的地步。这是政
府在进行每一项评估时，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这部分在小三通、大陆观光客的引入等，都有这层很深的顾虑。但我
们不会因为有国家安全的顾虑，就放弃现在应该做的事。现在应做的
是什么事呢？

第一项就是众所皆知的，在本世纪初开放的金马小三通。现阶段还是
除罪化的过程，同时开始建立其他商业管道，因为过去5年没有合法
的货品交易、人员往来，所以要建立合法管道，让人员、货品可以往
来。在建构过程中，需要时间。过程中一方面建立合法管道，另一方
面开始执行法律，所以很多人以为小三通执行后治安变坏，但实际上
是法律执行更有效率，抓到的走私更多。现在小三通正在持续加温的
状态，再过一段时间会转向商业化的运作。

戒急用忍不会再后退

第二个要处理的是“戒急用忍”的检讨。“戒急用忍”检讨的整套方
案已送到行政院，在这个阶段，我们将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
一部分经建会及劳委会的意见整合后送交。但我们在检讨“戒急用
忍”政策过程中有很深的顾虑是：会不会因这个开放让台湾整体产业
发展的动能消失？

事实上有些产业开放赴大陆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移植的速度很
快，在台湾花年累积的产业，很可能2、3年内就可全部搬到中国大陆
去。这年的累积，如经营管理的能力、群聚的功能、整合的能力等要
花时间养成，一旦养成，外移的速度就很快。如果产业花年养成、
2、3年就可以外移，那我们是否会有一个空窗期？新的产业还没出
现，旧的、高科技产业已出去，空窗期可能出现，有人失业、经济发
展动能不足、信心溃散，当我们要全数恢复时，可能更难了。

所以“戒急用忍”的检讨，并不是不顾虑企业再发展、再生存的要
求，只是在开放的同时，必须考虑时间的因素。我们不能让投资的开
放，使台湾产业的动能散失掉，造成信心溃散。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手术，牵涉到的产业评估、就业问题的考量、资金的需求等，都在审
慎的估计中。

此外，我们在“戒急用忍”的开放中，还要加强管理的措施，下一阶
段的投资都是较大规模的、上市上柜公司的投资，所以我们对投资大
众必须负责任，也就是资金投入高风险的大陆市场，我们应有一个有
效的管理机制。

我们同时也希望，创造诱因及便利的机制，让大陆与台湾间的资金可
以比较便利的流转。比如台商在中国大陆短期内没有可使用的资金，
可以流回台湾，或者是以台湾作为资金调度的中心。创造一个机制，
鼓励大家把钱存在台湾，期待使台湾的银行体系中，创造出一个类似
香港的体系，现在存在香港的置资金，可以转回台湾的银行体系中，
使我们需要的资金有一定注挹。

“戒急用忍”政策在行政院处理阶段，还要一段时间，但这种朝开放
的政策是不会再后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对的时间里，作适当幅
度的开放，而不是毫无限制的开放，或者没有考量时间因素的开放。

第三个正在处理的是三通的问题。三通问题也一样，是一个趋势和方
向，也是政府应作的事情。但必须考虑到什么时候来作这个事，在那
个时候作到那个阶段。如果三通没有处理好，我们将看到一个现象：
台湾的产业已分为两类，一是移往大陆投资，另一个是留在本土的产
业，这两个产业很可能在台湾市场上发生竞争关系。

如果三通政策的执行没有经过事先的评估与规划，实施后就会发现一
个问题，首当其冲受害就是农业和传统产业，尤其是没有移到大陆的
传统产业。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会考虑那种与大陆往来有三通急
迫性的产业，优先考虑开放；但对国内产业有严重冲击的，会放到后
面的顺序。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过程中，对产业一一地检查，看那些产业有急迫
性、那些有立即受冲击的严重性，对这些产业作些调整。在时间进程
上，在第一阶段，配合加入ＷＴＯ的时程，将通商部分作调整，也就
是贸易型态变成直接贸易，现在还是间接的型态；而进出口的项目，
也会进一步放宽。到了第二阶段，考虑通航，从货运到客运、从海运
到空运，会作整体的规划。

另外，正在加强规划的是大陆观光客来台。初步的评估是，观光客来
台的规模与产生的效益，特别是在就业上的效益；政府也会特别考虑
到失业问题较严重的中南部地区。规划案预定在六月完成。

最近，有许多人民都关心台商在大陆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藉此机会
我要表达政府对台商的立场。首先，新政府对台商没有负面的看法，
我们认为台商是台湾的一项资产，而且也觉得台商很可能是发展两岸
共同利益的所在。

第二，台商所面临的问题，政府都关切及了解，但有些问题的解决，
不是政府单方可为，必须经过双方的互动才有解决可能。

第三，有些问题即便是双方有互动都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可能牵涉
到中国大陆的整体法规结构，及对外国人的保护不足。今天发生在台
商的人身及财产上的伤害，对其他外资厂商也可能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中共加入ＷＴＯ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他加入ＷＴ
Ｏ所作的承诺，就是将国内种种标准拉到ＷＴＯ最低标准，也就是靠
国际整体力量来提升中国大陆对外资、外商的保护，包括台商。这个
应是最有效的办法。

总体而言，两岸关系还是要稳定，要持续发展对双方才有好处。因
此，我们还是期待未来两岸对话能顺利恢复，对两边所面临的问题能
一样样坐下来谈、一样样解决。只有在制度化协商、制度化沟通管道
中，两岸经贸关系才能有秩序发展。这个有秩序发展的可能才是两岸
经贸关系正常化最重要的关键，同时两岸经贸关系的改善是两岸关系
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两岸短、中期最重要的目标，应朝这个方向
来操作。

〔本文是台湾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于4月7日应邀出席长谷文教基金会与
《联合报》在高雄合办的《新世纪新政府》讲座时所发表的演说，转
载自2001年4月16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