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久就会与读者见面的《脊梁》一书，在一些主要方面也是基本
方面，传达了中国大陆三代自由知识份子、“6．4”以来在思想理论
与行动实践上批判与建设并重的实际情形。他们的努力当然还不可以
说已经卓有成效，但作为与中国民运力量（狭义的）有很大区别的、
无日不在“拱卒”、甚至无时无处不有的努力，应当说具有更加基础
性的社会工程意义。如果有什么民运“人物”或者“明星”，包括王
丹、封从德、刘刚等等一代“6．4”青年才俊，对大陆本土各界或许
是小小不言的努力，抱着“没什么”的态度，那别的不能说明，而只
是说明了人的眼睛是很可能看不到应当看到的存在的。

岂止是应当看到，三代自由知识份子的作为本身已经分明昭示了一条
今天通向明天的“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与何家栋先生的合著、南京
青年学者许向阳独著的书名）。在缅怀“6．4”冤魂12周年的时刻，
我在这里说这些话，对于统治者可能毫无劝喻的意义，但对于几代民
运力量应当有整合性的或者预警性的意思。尽管今天中国民主化运动
还处于相当艰难的前启动阶段，尽管中国由于现政权的颟顸，可能轮
不到人们选择和平变革的机会、而很可能走向一场大的动乱，我还是
要对那些领袖欲与政客心理特别顽强的人们说一声，不管你（们）为
中国的进步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坐了多少年残酷的冤狱，也不管你
（们）现在有了怎样的声望，三代自由知识份子所体现的“群众性”
贡献，肯定是你们不该理所当然地视为“低层次”的。否则，你们一
定会走到对不起“6．4”冤魂的地步去！

关于中国改革的纲领，我在今年年初《给江泽民的一封信》中已经说
到，先前已经看到一些了（例如方觉先生、林牧先生、严家祺先生、
徐水良先生等或长或短、或简或详的文本），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实际
意义，但是，都还显得不够，主要是没有关于一些重大“中国问题”
的解决方案。曾经看过一本王军涛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改革200
题》，那是一本很具普及性、启蒙性意义的好书，也看到例如《政治
中国》虽然编者已经蒙祸、但言说毕竟有限的大陆出版的好书（特别
要提到刘军宁先生主编的《公共论丛》），更看到散见于例如《东
方》、《方法》、《书屋》、《战略与管理》、《南方周末》以及香
港、海外等地（特别要提到《当代中国研究》）的进步报刊上的大量
文章──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中可资用于指导中国改革的成果已经很
丰富了。官方已经和正在耗去大量公共财富的所有方案的价值，都远
远不能与它们相比。但是，作为非官方的权威性的内容集中、操作性
强便于人们接受与传播的“纲领”，我还没有看到过。记得做事认真
的洪哲胜先生曾经就中国人口问题、农民身分的解放问题，向读者广
泛约讨方略，很有意义，但其实有的进步专家已经写出来相关的很好
的文章。洪先生的稿约倒是使我想到了“这说明仍然需要有一个权威
性的涉及主要中国难题的纲领”，于是我立即写信给一些朋友，希望
他们组织力量或者利用通信联络的方便，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遗
憾的是，我没能看到可以放心、安心的情形。据我个人的观察，大陆
北京以一批青年学者为中坚的“当代汉语研究所”的工作，已经和必
将继续显示出对于中国改革的重大思想意义。

就个人看，我在《脊梁》一书中写到了例如体制内的老年代表吴敬琏
先生、并不能说是体制内或外的中年学者秦辉教授的研究。前者对于
中国市场化改革，后者对于一系列“中国问题”的缓解或解决，都具
有重要的实际参照意义。

现在的问题还是各方面的研究如何形成一个权威性的改革纲领。说两
句空话：

一句是：不同力量间要有充分的相互尊重，以及尊重基础上的充分沟
通与交流；另一句是：海外牵头（研究经费、组织联络、部份专家主
体）、各方配合。做到这两句话，短期内产生一部权威性的内容完整
的纲领是完全可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