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进步力量总体上依然是分散有余、集中整合不足；“多元”
有余、统一不足。作为统治者的官方，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内里已经
出现垂崩性的深深裂缝——稳定的控制与集中局面未必是中国的福
气，但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则一定是中国的祸患灾难！进步力量
的散漫，例如所谓独立知识份子的“一盘散沙”状态，同样不是好兆
头。中国的进步力量在品质上还是不怎么优秀的。我将例如民运的缺
乏积极有效的统一称作“建设性反对派”的起步性主体困境。有人
说，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风潮已经突破了主体方面的困境。我这里
只说四个字：依然没有。这并非指仅仅由于官方的打压造成的“非法
性”，而是指还没有怎样呢，争夺领导权的酷戏已经相当滑稽可笑
了！人们千万不要将眼光限在少数民运“人物”身上看中国的前途。

进步力量不同方面间应当有充分的相互尊重，以及尊重基础上的充分
沟通与交流。例如，不要一提到民运，即使是并不很敏感的私人间的
交往也敬而远之。否则不可能有统一的权威性纲领，即使文本上有
了、实际上指导作用等于零，也几近于没有。再如封从德先生最近讲
到很重要的一点，即民运不应当停留在人际人缘也必定是人治的运作
水平，应当主要转向规则化的运作。这是对的。这样才能有说服力地
吸引非民运力量与之合作，乃至得到官方开明派的认同。那种眼光盯
着有限资源与自己羽毛的明星作派，适足以见到传统政客的小气。

如果有了足够负责任的纲领，有了进步力量间的超出“广交友”水准
的互动局面，这才谈得上与官方的、一般民众的良性政治互动。

王丹说：“中国向何处去？限于政治条件，中国民运力量缺乏具体的
行政经验。……”其实，矛盾或者困境是错叠互藕的，例如，你争取
言论、出版、结社等等的自由，他理都不理你；你与他讲理（尽管你
说的理不一定正确），他向你晃晃拳头（无视你的讲理权），这样，
你能获得什么经验呢？其实，有没有行政经验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
有没有参与权，有了参与权，至少可以获得参与性的行政经验。在我
看来，传统的行政经验虽不能够说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毫无用处，但很
多经验必定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你无权参与时你便当然没有经验。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就无权参与，这是没有道理的悖论。建设性的
反对派，只有在人权、公民权得到尊重时才能够真正出现。从真知的
意义上讲，民主、自由都是实践性的、有关程序的学问。任何人都只
有经过民主、自由的洗礼，才可能获得民主、自由的真知灼见、操作
经验。同理，反对也好，建设也罢，都要有实践权，否则，就象现在
的官方，既不懂得好好建设，也不懂得恰当反对一样，有利于中华民
族蓬勃发展的反对与建设谁都无从谈起——一个人如果连表现自己的
幼稚、无知，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够谈得上聪明、成熟
呢？

面对种种危机，发育人们的理性至关紧要。而人们的理性发育，除了
个体的学习修炼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社会交往。而社会交往本领
主要地是要通过公开、自由的结社来习得的。否则，便只有听由人们
乱来（例如成立黑社会和各种阴谋社会）。王力雄先生主张构建中国
的层级民主制度（“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早先也有类似的设想）。
这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的议会与政府面对的不是可能漫天飘舞或
者随机游荡的飞沙走石般的民众，而是已经经过一系列自组织程序整
合好了的社团代表或者政党代表，还会有应接不暇的上访、请愿甚至
不可测的造反、动乱需要应付吗？当然，当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
代表坐到圆桌上对话的时候，拳头不管用了，滥用权力以私用也困难
了、甚至不可能了——中国现在真正的危机不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死也
不愿放松些既得利益，而广大民众正摩拳擦掌、咬牙切齿、甚至磨刀
霍霍吗？

最后再说一句会让各方面都感到敏感的话，那就是：欲求突破“起步
性困境”，欲求中国能够和平转型，那些有名望的各界进步精英（包
括真正的专家），与现政权中的改革派必须加紧互动，有胆有识地尽
快挺身而出，以充分公开地利用社会理性资源，为创造全社会基本的
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而举起旗帜来。如此，中国才能够走向真正
长久的稳定与繁荣。否则，中国必然免不了又一次倾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