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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申奥与杨子立等政治案件的拖延

何德普

一、中共把案件判决和申奥挂钩

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案到今天整整100天了,北京国安局配合检察院
仍旧还在进行所谓的“案情调查”。是杨子立等人的案子复杂,需要
检察院派专人四处调查核实案情吗?我想不是。其实,在杨子立等人
被国家安全局拘捕数天后,他们的案情就大致清楚了。为什么此案一
拖再拖呢?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下个月的北京申奥。

共产党的一惯做法是:既要打压异议人士的声音,又要向洋人显示自
己的人权记录不至于坏到哪里去,特别是在象申办奥运会这样大型国
际活动时更是有所顾忌。出于这个考虑,对下级机关的行为,也就形
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事要讲政治,一切为了政治服务。故此,
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案拖到北京申奥以后再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湖北民主党的吕新华案,其实案情最简单。抓他的当天,案子就无须
再调查了。只是,因吕新华先生直言不讳,他写的几篇文章,着实地
令中共不快罢了。

四川涉嫌民主党的王森案,是个维护工人、农民合法权利的维权事
件。因维权心切,也为了避免劳资冲突升级,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
以民主党的名义在街头贴了些维护工人利益的传单。此举促使达州市
青花钢铁总厂的资方与工人和解,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此案早就
应该公开审理结案,却一拖再拖,一定要拖到北京申奥过后再处理。

我的自诉案比起上述案例可说是一个冤情最小的政治迫害案例(2000
年3月市社科院院长高起祥借工作考核之名,搞政治迫害之实,将我
开除工职而引出的劳动争议案),案情非常简单,三、两句话就可以
说清楚。这一点北京市二中院早已清清楚楚。但是,它就是拖着不
判。什么原因?还不是等着申奥结束再说。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中共为了申奥,有意把自己不光
彩的一面拖到申奥过后再暴露。

但问题是,中共合适了,我们这些被迫害异议人士,却因北京申奥,
遭了殃。

二、北京申奥让异议人士蒙受经济损失

近几年来,中共看守所突然开始收费。各地区的看守所收取的费用不
等,名义也各不相同,什么杂费、伙食费、零花费、管理费等等。特
别是内地的一些看守所,明显地是在敲诈犯人的钱。四川的陈卫先生
被拘留过一天,看留所向他索取6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但实际的伙食
极差,只有用盐水煮的粥,成本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在看守所内,每
人每月至少要交纳300~800元人民币,否则,在押人员既要吃苦头,
又要戴个不遵守纪律的帽子。

如果不考虑申奥因素,我们的案子按照正常审理、判决的进度来讲,
早该结案了。在看守所的异议人士,也会在数个月前就有结果了。他
们也不用再向看守所交纳每个月的冤枉钱。

就我个人的劳动争议案来说,从2000年4月初立案与院长高起祥打官
司,至今已1年3个月。本案按道理应该在2000年底以前结案。由于两
会、申奥等政治因素的干扰,本案已被立为“特案”,至今仍未结
束。只因本人坚持打官司,不服输,故此1年多来,本人没有得到过
单位和社会上的一分钱的补偿。中共80年前建党时,用人单位开除雇
员时多少还给几个铜板,80年后的今天,中共用百姓的血汗钱,大张
旗鼓地庆祝它所谓的“80年辉煌”时,却严打上访群体,一分不给,
其心真比“黄世任”还恨毒!

三、中共申奥首先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

今天是奥林匹克日。中共虽然也在拿它说事,但奥林匹克精神它却给
辩称是一个纯体育、与政治无关的概念。奇怪的是,中共讲政治讲了
80年,无处不讲政治:抓捕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是出于政治需要,逮
捕湖北民主党员也是政治需要,缉拿四川民主党涉嫌犯更离不开讲政
治,将我开除工职,案件拖着不办,在经济上令我蒙受巨大损失,也
离不开讲政治。恰恰在申办奥运会、与洋人打交道时,中共却一反常
态地反对讲政治。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中共在国内讲政治,是
想永远统治百姓,做一党天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洋人面前有时不讲
政治,而讲实惠,也是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

中共申奥本是一件正常的行为,但是把通缉、逮捕政治犯、用看守所
来发财,并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所谓“内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奥林
匹克精神离不开维护良知和正义。通缉、逮捕政治犯、用看守所来发
财,决不会是奥林匹克精神。

希望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停止通缉、逮捕民主党人,释放看守所内
的异议人士,释放监狱中的政治犯。这样做,世界人民是欢迎的,申
办奥运会也是有希望的。(2001年3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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