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我都不敢在朋友交谈中触及12年前的事情。我甚至刻意去回
避它。这是一颗脆弱的灵魂坚守自身所选择的特殊的记忆方案。大约
是1993年的一天，我在一家电影院里观看一部内容包含“5．4”学生
运动的“献礼电影”，面对“熟悉的场面”，我的眼泪慢慢地流着，
直到电影院里空无一人。

这又是一个独自一人流泪的夜晚──茉莉女士从电脑里一个字、一个
字地向我讲述着她的故事、她的见解、她抗拒遗忘的12年的艰辛和感
动。

巴金在谈到俄罗斯的女革命者妃格念尔-薇拉时说，这个伟大的女性
使他深感惭愧。在“中国的暗夜”里，茉莉象她的名字一样孤独地开
放着，我则象一株树在这寒冷的季节里谢下自己虚华的枝叶。

思想家阿道尔诺提出了“奥斯威辛之后”这样一个哲学命题。这个命
题使20世纪中叶以来的人类思想获得了属灵的品质。茉莉则以她的
“人权之旅”在汉语世界、乃至在国际社会凸现“‘六．四’之后”
这一哲学命题。遗憾的是，“‘六．四’之后”还远远没有“奥斯威
辛之后”那样激动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尽管因它处于“奥斯威辛之
后”而对人类精神更具有挑战性。

“‘六．四’之后”拷问着西方的“奥斯威辛之后的思想”的诚实。
茉莉在西方的感动使我们敬重人类记忆奥斯威辛苦难的反省能力。茉
莉在那里的愤怒则使我们对人的经济动物理性或“灾民理性”之顽固
深感绝望。市场原则对人道原则的挑战，乃是“‘六．四’之后”对
“奥斯威辛之后”的挑战，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它使敏感的心灵
在这世界上走投无路。于是，在民主共和国的土地上绝望的流亡者，
在“良心的共和国”里托庇着自己的心灵，如被石块追赶的天鹅匆匆
投入远方的湖泊。西方是“‘六．四’之后”的安徒生森林，但还不
是潘恩的精神家园。

对于汉语世界来说，“‘六．四’之后”诗人是孤独的。从城市广场
出来的诗人们、孩子们，特别是经过古拉格苦难的他们，将面临一场
新的灵魂考验：人民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对人民的
绝望是“‘六．四’之后”的思想。昨天北京街道上数不胜数的眼泪
和温暖，一夜之间却烟消云散，留下了一座死城，留下一只受伤的野
兽——昨天，人民还是那样热烈地拥抱着它。“人民是一种虚妄”，
“‘六．四’之后”的孩子无限孤独，无限伤心。

茉莉的问题是“‘六．四’之后”的一个基本问题：“那么人民呢？
昔日热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人民呢？他们是否已在高压下喑哑，如同驯
服了的羊群，低下头跟着一意孤行的领头羊，不知走向何方？难道他
们从此将只盯着自己的钱包和菜蓝子，忘却曾染红大地的鲜血，忘却
仍在高墙电网之中备受折磨的人们？难道我们只能象失败了的俄国12
月党人，孤独地踏上苦役流放的漫漫长途？”（《人权之旅》）

“‘六．四’之后”诗人更需要人民。但“‘六．四’之后”的基本
现实是，当诗人最需要在人民那里疗伤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闭了。
当诗人企图通过公开审判来最后自我肯定的时候，大堂里却无人喝彩
——寂寞飘走了河面上唯一的稻草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茉莉是幸运的。她有幸把审判厅变成了演讲台；更
重要的是，她在那里听见了熟悉的掌声，看见了“忘恩负义”的人民
的背影。她象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突然泪流满面。

茉莉对法庭上的掌声的反复记忆，事实上说明了“‘六．四’之后”
的孤独是如何具有结构性，诗人是多么的脆弱和敏感。这种记忆事实
上也是一种自我暗示，一个孤苦的心灵要在以后的孤苦中不断举起这
从法庭听众那里扔过来的伞，以抵挡各种冷遇的痛击，以消解昨天在
牢房里的无声的绝望。

我感动于那法庭上的掌声，但是，我更感动于对掌声的强烈记忆和渴
望：这些记忆说明了“‘六．四’之后”更多的精神受难，说明着
“‘六．四’之后”的精神状况。

　　“话刚落音，台下响起掌声、叫好声，仿佛是一声春雷，使我震
　　惊，给我温馨。它使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形单影只上阵，身
　　后，人民与我同在。”

　　“群众屏息静听，时而爆发出掌声，对我发言中的‘黑色幽
　　默’，亦报之以会心的笑声。自始至终，我感觉到自己是一朵被
　　热情的海洋所簇拥的浪花。正如我在辩论中说的，‘我们都说过
　　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
　　判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
　　的人走上这被告席，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

　　“‘哗——’，如同春洪爆发，春雷阵阵，突如其来的掌声响彻
　　大厅。我的泪水决堤而涌。患难之中见真情，邵阳──这个古老
　　的山城、蔡锷的故乡，人们一改平时冷漠麻木的面孔，在法庭旁
　　听席上展现了他们充满正义感、热情如火的灵魂。一位素不相识
　　的朋友事后写信告诉我：‘那天，我们好多男子汉都哭了。凡是
　　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哭’。法庭里一位长者走到我那哭泣着
　　的母亲面前，大声说：‘您不要哭！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我要
　　为她骄傲！’”

　　“人民已用掌声对我的案件做出了正义的宣判。”

　　“难熬的岁月里，法庭里不顾威吓爆发出来的掌声，长久地在耳
　　畔回荡。它使我消失了那种浸透骨髓的孤独绝望感，使我不敢轻
　　生，不敢懈怠，而是咽下痛苦，嚼碎委屈，抗拒一切诱惑，坚持
　　自己的信念。虽然，眼前仍是烟雾迷茫，脚下仍是飘泊之途，但
　　我拥有邵阳市人民留给我的永远的珍宝──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
　　记忆。”

今天偏安一隅的我，从她对审判厅里的掌声的“津津乐道”的回忆能
看出“‘六．四’之后的恐惧”：孤独。这也曾是我的恐惧。这不是
对警察权力的恐惧。这是对人民退场的恐惧，对人性绝望的恐惧。诗
人担心：“我们死得无声无息。”她对瑞典的良心的感动同样来自对
“人民良知”或“人的良知”的急切呼求：这世界不能没有活人。

记得一位研究苏联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即使不怕死的人也怕被
人忘记，因此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无权利谴责那些封闭在黑暗中，或
对永远封闭在黑暗中心怀恐惧的人为自由所做的妥协。事实上，“斯
大林主义的审判”是一种修炼精致的割喉技术，在绝不把审判变成季
米特洛夫式的公开讲坛这方面，它是极其成功的。因此，在这种活埋
体制下，“‘六．四’之后”，人民或人成了法庭上的良心最稀缺的
政治资源。

当然，茉莉并不恐惧人们遗忘她自身，而是恐惧人们无视原则，忘却
死难者。亚伯活在她心里，成为了她生命中的内在结构。

是的，“‘六．四’之后”的精神是孤独的，“‘六．四’之后”的
文学是伤心的。记忆和坚守只能凭靠鲁迅那种“绝望即希望”的文学
意志力，或者靠对稀疏的掌声有限的记忆。但是，鲁迅的唯一归宿仍
然是绝望，而掌声毕竟是有限的。这是“‘六．四’之后”的精神困
境。

于是，“‘六．四’之后”的精神，在绝望的暮色中，听见了耶路撒
冷神圣的钟声！

十字架树立在人民退场后的暗夜和旷野中。月亮并不在乎孩子死了，
每天照样升起。人民恐惧了，她若无其事地走过流血的街道去卖菜，
去为“第四产业”添砖加瓦。但耶稣在乎，他永远在场。他发出凄惨
的喊叫，为了我们，在昨天，就把自己钉死在城市广场上了。他伸下
手来收留了孩子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了天国里的财产。

“‘六．四’之后”自由无路可走的时候，十字架上传来“我就是道
路”的圣言。于是，“‘六．四’之后”的流亡者开始成为“圣言倾
听者”、基督跟从者和服从者。伪先知不是上帝，人民也不是。凯撒
是凯撒，上帝是上帝。人民是人民，上帝是上帝。跟从者不伤心，因
为受难蒙主拣选的是自愿参与。献身并不期待人民的掌声，而是顺应
十字架的召唤，蒙天主的悦纳。顺从者不孤独，因为天父在我们前
头，天父将和我们一起坐席。

因此，18世纪在中国那些被疯狂迫害的传教士们不孤独。他们在黑狱
和刑场上是喜乐的。朋霍费尔并不伤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选择不过
一种遵从。

“‘六．四’之后”的道路是基督的道路。

“‘六．四’之后”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寻找的。茉莉说：“魔鬼说
完他对人类几乎全无灵魂的凄凉，就吞没在夜色之中。我却老是在思
索：人类尚存的少数应该被上帝挑去的灵魂在哪里？”她的答案是：
“在那些迎接‘6．4’这个日子时，心里还隐隐作疼的人们那里。”
在“尘世不公的提醒者”和“执着地与黑暗较量的守夜人”那里，在
龙应台和李敖无法望其项背的“优秀作家”那里。

茉莉，一个“大写于史册的卖国贼”，一支被掐断和故土血肉联系的
“流亡”的蒲公英，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她是一个犬儒时代的
“提醒者”，更是一个灵魂伤心时代的追问者。“人权之旅”是孤独
之旅，也是寻找之旅。对她的敬意让我为她祈祷，愿那温暖的家园就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那里是茉莉花款款开放的季节。

（200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