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说，他节目中请的一些座
上客因“实话实说”而受害，比如，社科院的一位因“喜抛头露面不
钻研业务”而评不上职称，一位研究所的研究员因在节目中“世界观
有问题”而耽误了副所长的职位，等等。这样的消息虽说都是一些小
事，但是足以让人感到震惊。正如崔永元所说，“如果一个民族还没
有形成说实话言者无罪的氛围，这就很让人担忧了”。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人人都解其意。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获得
人们一致的赞誉。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说真话的机会只能全部寄托在
孩子们身上，这个民族是不是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说真话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上它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水准的最
最基本的标准。巴金老人直到80岁高龄，还在为这个问题大声高呼，
躺在病床上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作《随想录》。在这些平凡而朴
实的文字当中，始终真切而强烈地跳跃着三个刺眼的汉字：“说真
话”！每个读者无不为之或振奋、或渐愧、或深思、或长叹，无不为
这位老人诚挚的心灵而感到敬畏。

那么，孩子们长大后，除了再重复着向他们的孩子讲述《皇帝的新
装》这些童话故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
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战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
下来的犹太人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
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成
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许多幸存者家庭
不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的一丝一毫，形成一种独特的
“沉默的壁垒”。而战后的一代人则要求他们的长辈们负起“回忆的
责任”，彻底揭露纳粹种族灭绝的罪行，使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
重演。

那么，都是些什么人使得《实话实说》中的那些嘉宾们成了“倒霉
蛋”？一位老年女性在节目中真诚地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就有好
多人打听她是不是精神病。那么，泼脏水、给小鞋的都是些凶神恶煞
吗？使我们民族永远长不大的那些“大人们”都是些“外星人”吗？
不！《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就有答案曰：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
的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
的老百姓。“他们象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
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
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无怪乎余杰认为，当谈论“文革”成为一种巨大的禁忌的时候，发生
下一次残酷程度将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温床就形成了。

如此看来，最为难的还是《实话实说》，还是崔永元他们：实话不实
说，是一种罪过；实话实说，反倒被利用成了一部份“大人们”损害
他人利益与名誉的工具，是帮凶了——难，真难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