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期《远东经济评论》谈到中国经济的信用问题。文章说：猖獗的
贪污及欺诈行为，正在严重侵蚀中国大陆的经济；大陆经济正面临信
用破产。这些问题已经减缓了大陆整个经济发展。这家杂志给中国起
了一个新名字：欺诈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
这是一家经济刊物，当然只谈经济。其实，问题是政治性的，即政府
信用破产，引发了中国经济、社会信用的破产。

经济信用只是社会信用的一部份，相对而言，是较重要的部份。政府
信用则是社会信用的最后保证。借钱不还，最终要政府出面追讨。诈
骗活动，也得要政府出面清算。社会秩序要靠政府信用来维持。政府
信用没有问题，经济、社会信用就不会有大问题，更不会破产。经
济、社会信用破产，表明政府信用有严重问题。在中国，则是政府信
用破产。中国经济、社会信用的破产，是政府信用破产的表现。

“贿赂”的流行，破坏的就是政府信用；“贪污腐化”泛化，烂掉的
也是政府信用。如今，看到这些现象成了家常便饭，就看到了政府信
用的破产。而且，在中国大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向来都是如
此，体现出这个专制体制从来就是失控、半失控的。从一开始，它的
信用承诺就难以兑现。

万向集团的大老板鲁冠球，被骗了10几次亿元，损失数亿元，终于急
得大叫：中国经济信用几乎破产了！中国社会信用几乎破产了！中国
经济危险！中国社会危险！其实，本质上，这既不是经济信用破产，
也不是社会信用破产，而是政府信用的破产。鲁冠球先生大概也感到
了这一点，于是严肃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专制体制是没法保证政府信用的。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效率之低众所
周知。严格说来，各次运作，时间一久，就几近于失控。于是，只好
依靠“乱政”和“乱命”。再说，几个上了年龄的独裁者，哪里管得
了多少事、哪里负得起什么责任、哪里能保证上上下下的信用！他们
毕竟不是神。

那些办事的官僚不受监督，又没有压力，要的是利，要的是钱，哪管
什么信用不信用。做起事来，一是极低效，二是严重扭曲变形。上级
官僚是同样的心态，又没犯热病，哪会跟下级过不去。只要有八抬大
轿的风光，就醉晕晕了。

直接反映政府信用破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年，警察悬赏抓“逃犯”
的事多起来了。但是，在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下，有几个人会相信这
个悬赏？要知道，如果不想给你赏金，就有一千个理由。你呢，也有
一万个说不清。想想也是，公安局是收钱的衙门，哪会向外送钱。再
者，人们也不相信被缉拿的人就一定是罪犯。

在现代社会，建立牢靠的政府信用，必须有两点保证：一是建立法制
制度，通俗地说，就是建立起人人理解、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二是
建立监督制度，由纳税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监督政府。议会和公民的
立法，以及对执法的承诺和兑现，是政府信用的支柱。政府的政策、
行政命令的施行，体现着第二层次的政府信用。

从小到大，总听见“党”说：“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政
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可是一张大支票，一个核心的政府信
用。可惜！这个信用也已经破产了。“6．4”的时候，“党”和国家
向人民开枪，只杀得尸横遍街。

中国的古人甚至胜过今天的“党”的政府。他们珍惜信用。商鞅为了
变法的成功，首先确立的是政府信用。他用的是原始的、直接的方
法。那个年代，政府通过告示与老百姓打交道。政府信用主要体现在
告示上。于是，商鞅出告示，厚赏将木杆由一个城门扛到另一个城门
的人。这个情节，看上去很不可信、很无聊，但是兑现这个告示，就
换来了数十倍黄金也买不来的信用，为变法打下了基础。古人的确是
很重视政府信用的。

中国古代的“圣贤”也很重视信用。即使是在家里，荀子也不嫌麻烦
地兑现老婆哄小孩时所做的许诺。以小见大，看来荀子的师爷孔子所
说的信，应该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也不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事关
个人、家庭、社会、国家。

保证政府的信用，是政府行政的基本常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政府就太外行、太小儿科了。古人还有个“言必信，行必果”的
道德信条。如果连这都不知道了，是不是退化得太厉害？

信用还需要抵押。凭什么抵押？国有企业亏损了，国有银行负债累
累。从老百姓收来的钱，以为可以不还。但是，这种行为，老天一定
不会答应的。天下真有白吃的午餐？也太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