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周年又到了。每当回顾“6．4”、作“6．4”报告等，媒体
都会跑到“6．4”时的名人、学生领袖、自由工会创建人那里去。因
为只有他们的话才有分量，只有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可谓“名人名
言”，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小民百姓只能跟在名人后面“瞎起哄”，
能与他们一起搞搞纪念、悼念“6．4”亡灵，已经是万分荣幸了。

一、

由于笔者的亲身经历，我对“6．4”时的精英曾非常地崇拜，简直把
他们看作圣贤。当年要是碰到吾尔开希、王丹、方励之等，我恐怕只
有立正、稍息的份。且不谈吾尔开希和方励之，就说王丹，在他出国
前，我一直非常敬佩他，把他看作是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的脊梁、中国
的希望。他的每篇文章，我都象当年读毛泽东《老三篇》那样拜读，
也为他的释放而到处呐喊。

然而王丹出国后的“表现”一次次让人失望。首先是“6．4”10周年
时。当时的全德学联曾邀请王丹参加德国华人纪念“6．4”的活动。
王丹说可能来不了，就是来了，也不讲一句话。那时觉得不是味道。
一个“6．4”学运领袖，他本身的命运已与“6．4”连在一起了，怎
么可能会在“6．4”纪念会上无动于衷，连话也不讲？对我来说简直
是不可思议。当然，我也没有再往深处去想。

在今年4月的一次“6．4”座谈会上，王丹竟讲道：89学生运动最大
的错误就是提出政治诉求，拒绝与知识份子和工人接触，贸然进行绝
食，激化与政府的对立。他还说：学生领导层没有及时完成领导策略
的改变（指应该及时组织学生撤出广场）。当然，政府开枪镇压是有
罪的。王丹的基本立场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差点没有晕过去。王丹可能根本就忘了，正是学生
提出了“反对腐败，要求政治改革”的口号符合了大众的愿望，才得
到整个社会的支持，从而89学生运动以它的崇高政治诉求而载入中国
史册。也正是政府的傲慢和狂妄立场，才步步逼学生走上了绝路——
绝食。共产党镇压学生和市民并不是因为学生绝食，而是它确实感到
了自己的存在受到威胁，它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才使它恼羞成
怒，用坦克和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而王丹的表述，把
整个因果关系颠倒，起码是减轻了政府的罪责，从一定意义上说，正
中了中国政府的下怀。

也许，王丹是学运领袖而高高在上，不太了解“6．4”惨案前后我们
普通的人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二、

“6．4”前夕，我在民航局和国家体委合办的“中国航空服务公司”
当部门经理。“6．24”社论后，公司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在一起开会
时经常议论在天安门的游行。我们的执行总经理直截了当地说：政府
这样做在道义和策略上全错了。“6．4”发生后上班的第一天，他对
在天安门清场时死里逃生出来的两个新分配到公司的年轻大学生说：
“你们不要说出去，我也没有听见你们说的情况。”这位执行总经理
同时还是我们公司的党书记，他当时对“6．4”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
普遍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去东四的民航局大楼。与我有业务接触的工作
人员和领导（包括我认识的司局级领导）没有一个不骂中央那帮头
的。在被骂的人中，李鹏肯定是首当其冲。骂归骂，但当时大家都很
有信心，政府会因此而作一些承诺，做一、二件得人心的事。所以当
政府最后撕掉假面具、露出狰狞面目而对北京学生和市民进行血腥镇
压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不少人认为在天安门广场射出的是橡皮子
弹（当时本人也这么想）。

我跟民航纪委一位局级检查员（现已去世）关系相当密切。我称他为
“叔叔”。他在民航的高级干部中还算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当年告民
航局长沈图贪污受贿的，就是他和民航局纪委同中央纪委一起搞的。
我偶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当时中央领导对沈图案件的批示，其中有
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的批示。我目瞪口呆，因为那个时候，沈
图虽然已不是民航局长，但对民航局的工作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每
逢重大事件，新局长还有到他那里去请示，何况他还是中央委员，曾
是周恩来的红人、邓小平的亲信。据说，当时就是因为总书记胡耀邦
的一再坚持，邓小平才同意撤销沈图的中央委员职务、开除他党籍。

据我这位“叔叔”讲，当时的中央纪委确实对每一个高级干部有督察
制度。他举例说，民航局政治部主任（掌管民航系统的人事、组织和
宣传工作）在民航局是个相当重要的位子，属于中央级高干，但现任
这个主任爱贪便宜、喜女色、好整人，中央纪委也相当清楚。可这个
主任当时是沈图的亲信，别人就拿他没办法。

当我与他谈到改革开放后干部的贪污腐败时，他就拿出一份《大参
考》给我看。那是邓小平的一个内部讲话。其中说到：改革开放肯定
会使一大批干部腐败，但再不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共产党就要垮
台，因此中央下决心要把改革搞下去，因而纪委的工作就变得越来越
重要。我“叔叔”说，他们纪委的工作很重要，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
时候也给别人搞下去了。所以他决定提前退休，然后下海。

我这位“叔叔”显然是明智的。在邓小平时代，纪委可能还能起一些
作用。要是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不是被搞下台，就得与那帮贪官污吏
同流合污。

三、

学生运动一般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政治诉求往往会促成社会
进步、甚至突变。回顾中国的历史，从“5．4”新文化运动到
“6．4”反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制度的运动，都是由具有政治理想的
青年学生最先提出的。上期《莱茵通信》讨论的68德国文化革命，其
政治诉求也首先由大学生提出，从而导致了德国社会的巨变。从国内
的“5．4”到“6．4”，从国外如美国70年代的反战运动到德国的文
化革命，哪一桩引起社会重大变革的运动不是由有政治诉求的年轻学
生发出了最先声？

王丹应该是我们的骄傲。他和天安门一代发出的强大吼声，是预告中
共专制灭亡的先声。但王丹最近的言论无意中将“6．4”的意义来了
个釜底抽薪，或者说阉割了“6．4”。他的这种判断，使他自己的政
治资源进一步枯竭。

记得，89年4月26日以后，北京城，不，整个中国被《人民日报》
“4．26”社论震怒了，反对腐败，要求政治改革（当时谁也没提出
推翻共产党政权）被诬蔑为动乱，善良的愿望被强奸。我想，王丹对
“4．26”社论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北京学生纪念胡耀邦等行动，本
来政治色彩也不是很浓。但政府用社论给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定论：动
乱！就是你不想政治化，政府已给你政治化了。王丹，你是记忆力衰
退了、还是糊涂了呢？！

也正是“4．26”社论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才使天安门广场天天人
山人海，社会各界（知识阶层、机关工作人员、劳工界）纷至沓来。
5月18日，我和单位的同事，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各种颜色
的横幅上马上可以知道，北京的中央部委到普通的厂矿企业都有人来
到了广场。据那天《美国之音》统计，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有100多
万，各种标语和演讲都是在批评政府，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愿望是爱
国的。没有政治理想，恐怕广场上不会有这么多学生加入绝食行列。
看到一个个绝食的学生在炎热的阳光下晕过去，在人们自动让开的过
道上被一辆辆救护车送往医院。看到过这样场面的人，只要他是有良
知的，谁不可能说学生提出政治诉求是错误的，学生的绝食是贸然
的，不经过考虑的。

从广场回到家才知道，来北京帮我看孩子的母亲也去了广场。她对我
讲，这都是这么年轻的孩子，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怎么受得了？这帮
孩子真可怜。政府为什么不认个错呢？这样他们也就不再绝食了。王
丹也许不会想到，还有这么个老太太为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们激动地泪
洒天安门广场上。

四、

纪念“6．4”，是为了不忘却，更是为了记住“6．4”的意义。捷克
人民至今每年都要用各种方式纪念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为了让人
们记住它。共产党的罪行早晚要清算。最近在结束东欧共产制度时走
在最前列的波兰，重审了雅鲁泽尔斯基在旦泽工人起义时下令杀害起
义者的罪行，就是一个例证。

希望王丹和其他“6．4”精英们，要珍惜大家给你们的荣誉，更要珍
惜自己的政治资源。

〔转载自《莱茵通信》，2001年第3期〕